4月初，在宁夏日报老友杨山虎先生和西夏瓷收藏专家白滔先生、米向军先生的帮助下，我来到心仪已久的宁夏灵武磁窑堡窑址考察。我们驱车来到灵武县郊区一睹西夏古国最大的造瓷基地——灵武窑的风采。那种茫苍苍的感觉，令人不禁大发怀古之幽思。

　　白釉剔刻花三开光折枝牡丹纹罐  瓷质，高29厘米，口径24.5厘米，腹径28厘米，底径20厘米。直口卷唇，短颈丰肩，鼓腹下收，暗圈足，以弧线及花叶纹衬托，腹部剔刻三开光牡丹纹，层次分明，剔刻手法娴熟，白釉剔刻花完整，在西夏瓷器中极为罕见，此器当为大珍。

　　漫步古窑址，我们捡到了不少宋、西夏、元、明的陶瓷标本，包括一批难得的刻花、剔花、划花、印花标本以及窑具，而更为难得的是一批大型陶瓷建筑构件。

　　据西夏瓷专家鉴定，这批陶瓷构件十分罕见，其中孔雀蓝釉和素三彩构件尤为珍贵，它们应是西夏晚期宫廷大型建筑使用的陶瓷构件的残件。在现场，我们同时还发现了一枚黄色琉璃瓦当残件。据此，我们推测，这个古窑址应是当年西夏国宫廷用瓷和宫廷建筑用瓷构件的烧造基地，如果这一推测成立，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发现。

　　划刻三鸟纹双耳罐  瓷质，高27厘米，口径6厘米，底径17厘米。此瓶直口肩伏双系，圆肩腹下直，显得很重，半釉至腹下，刻三鸟，手法写意，简单概括，一笔划刻出鸟全身，再用一笔画圆布眼，只两三笔鸟儿便活灵活现。

　　宋代是中国瓷器生产的繁荣时期，五大名窑(定、汝、官、哥、钧)争奇斗妍，八大窑系遍布全国，后人对宋瓷的研究硕果累累。但一直以来，人们对地处祖国西北的磁窑堡西夏古瓷窑址和西夏制瓷工艺知之甚少，以至于1980年前后编写大型巨著《中国陶瓷史》时，苦于没有可靠资料，未能将西夏瓷写入其中，留下一个莫大的遗憾。

　　上世纪70年代，宁夏文物考古工作者对西夏陵区进行发掘，80年代又对灵武磁窑堡进行了发掘。两次发掘都出土大量西夏瓷器。我国著名陶瓷界的大师马文宽先生曾多次深入灵武磁窑堡窑址考察，并做了许多重大的研究和发现。考古发掘的推进与众多专家的辛勤工作，逐渐向世人揭开了西夏瓷器的神秘面纱。

　　西夏陶瓷研究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1956年内蒙古伊金霍洛旗敏盖乡发现两件黑釉剔刻花瓶，最初被定为元代，后又归入宋代。可见这两件古瓶为非发掘品，没有地层关系和可靠年代的实物佐证。但最后认为“可能与西夏有关”，应是颇有见地的。1964年—1965年宁夏考古工作者在石咀山市郊区又发掘出土了几件瓷器，有玉壶春瓶、碗、罐、人头像等。

　　发掘者认为瓷人头像作秃发状，反映了西夏的社会习俗。上世纪70年代，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在银川市西郊西夏陵区发掘八号陵，出土了一些瓷器碎片。以后宁夏灵武市崇兴乡、甘肃武威西郊的西夏窖藏和墓葬中出土了一些瓷器，被认为是西夏瓷。1979年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发现一处窖藏，出有3件黑釉剔刻花瓷罐，1件白釉高圈足碗，1件白釉瓷盘等，亦应是西夏瓷。1982年—1986年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准格尔旗发现多处窖藏，出土一批西夏瓷。上海博物馆馆藏1件黑釉小口瓶，腹部刻有西夏文。上述零星发现多发表在70年代末期或以后，这使人们知道了西夏瓷的存在，但囿于资料，还不足以对西夏瓷进行全面的论述。随后，西夏瓷便成为陶瓷界所关心的重要学术课题。

　　褐釉剔刻牡丹纹系大罐  高63厘米，口径15厘米，足径14.5厘米。翻唇、直颈、圆肩，肩上六系之间剔刻花叶纹连续图案，腹部剔刻着3朵向上开放的缠枝绕叶牡丹。刀法简练古朴，牡丹刻工精致而生动，枝叶剔刻疏密有序，线条非常流畅。花卉图案活泼流畅，花叶叶脉处理简洁别致，技法娴熟，属西夏瓷上乘之作。

　　西夏王朝历史从兴起到被蒙古灭共190年(公元1038年—1227年)，是宋辽时代北方一个极为强大的党项族王国，它的疆域极为辽阔，包括现在的宁夏、内蒙古、甘肃、青海等省区的地域，西夏古瓷艺术无疑是西夏王国的瑰宝，是我国历史上党项民族的历史见证，除去自身所包含的审美艺术价值外，还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是后人解读西夏王国的金钥匙。

　　西夏瓷受磁州窑、耀州窑和山西各瓷窑先进工艺的影响，加之民族的融合和经济文化交流，南方先进制瓷工艺的介入，西夏瓷融南北文化之精华逐步成为陶瓷界的一朵奇葩。目前，西夏瓷逐步得到世界的关注，特别是西夏白瓷和剔刻瓷，成为中国乃至世界陶瓷艺术的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