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性别的香港女人
采访当日，是周凯旋基金会一项鼓励青少年发明创造的颁奖大会。周凯旋基金会主要资助的对象为大陆贫困地区的教育对象，其中包括“明日女大学生”、“明日女教师”等在内的多个奖项特别为女孩子设立。
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这个慈善基金会，并不像周凯旋的惯常作风。面对这个话题，周凯旋忽然显得有些黯然却又不失决绝，“这个问题我其实思考过很长时间，但我想过，如果连我自己都不敢拿出勇气来，她们怎么接受我的帮助？她们怎么在以后有勇气去面对别人的目光。”
事实上，周凯旋一直所刻意展示出来的，是一个中性的商业人物，以周凯旋本人的名义为女性号召，周凯旋基金会堪称是她唯一的特例。
然而，性别特征在周凯旋的生命历程中的特殊含义是谁也无法抹掉的。当她穿着束腰外衣和蓝色短袜上学的时候，路人看到的是香港拔萃女书院的小学生；当她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时候，同学们看到的是豆蔻年华的女留学生；当她在上世纪90年代，一周一次，往返于北京-香港的时候，北京的生意人看到的是香港来的女打工仔。
周凯旋到现在还在忿忿不平，“那时候我也是为董先生这样的大公司做事情啊，但他们就是觉得那时候来北京的香港人，是在香港混不下去才来大陆的‘矮仔’——你知道吗？香港骂人的话：矮仔——他们就是觉得我低人一等！”
“矮仔”是北京留给周凯旋最大的伤痛，商业文明早就相当发达的香港，女性身份也是劣势。一个小小的例子就是香港著名的商界政界女性，十有八九都是在原姓名上冠以夫姓的四字姓名，而从未公开婚姻状况、三个字姓名的周凯旋在其中显得尤为醒目。
周凯旋特别不喜欢接受香港时尚传媒的访问，因为“香港记者现在越来越只关心我穿什么牌子的衣服了”。每一个场合她都用职业套装淡化着自己的女性身份，每一句言论都没有女性的强调，周凯旋是在要自己言谈举止的每一个信号告诉别人：忘记自己的性别。
万众瞩目是商业成功人士难逃的巢臼，周凯旋清楚地明白这一点，她说：“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我选择的人生道路的代价。”
乐与自己相处
有人说，一个人的能量决定于在经常在他周围的是什么人。或者周凯旋的经历可以作为这一理论的一个佐证。
进入董建华的公司，机缘是周凯旋曾经和董建华先生的表妹张培薇共事；为董建华服务，才有了东方广场项目；东方广场项目成功之后，周凯旋即成为李嘉诚投资的TOM集团的第二大股东；周凯旋亲手提拔的TOM集团互联网事业部少帅王雷雷，祖父曾任电子工业部部长，王雷雷的母亲，是周凯旋在东方广场项目前就认识的好友。
周凯旋对此并不讳言，自认多年以来，致力于董建华和李嘉诚之间，但是“我不是他们的附属物，而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个体”，周凯旋的关系哲学是“不把关系做成包袱”，这样的关系才能自然、强壮。
没有几个人可见证周凯旋与华人首富、香港特首的密切交往，但是任何与周凯旋简单接触的人，都能在几秒种内感受到她有如磁铁般的引力：当你对她说话的时候，她的眼神能让你相信全世界都在倾听你的声音；她说话清楚明确，语调丰富，时刻注意对方的感受，即使在多人面前谈话，她也会适时望你一眼，让你感觉到从来没有被忽视；她在每个故事里提到这样或那样的人，包括经常乘坐的航班乘务人员，为她制作过首饰的师傅，都会加上一个几乎成了固定的称谓——“我很好的朋友”。
采访前，周凯旋在“明天小科学家”会后合影，椅子刚好缺了一把，于是，推来让去之后，坐在第一排最中间的她，借了两边人的光，就那么挤在两把椅子中间照了相。要是以周凯旋的举止写一本关于人际交往的书，一定会是公共关系的圭臬——这个假设，凡是见过周凯旋的人都会认为成立。
但是，拥有如此多“很好的朋友”的周凯旋强调说自己不喜与人交往。
她说自己每天都会争取在晚上六点前回家，早上六点起床的习惯数十年未变。她兴趣广泛，每天写作，但是“都不用自己的真名”。身边总是有书，从漫画到心理学理论，她都喜欢。
“最乐于与自己相处。”周凯旋强调说这和“独处”不同。或者可以这样猜想区别：“独处”多是苦修，“与自己相处”则多了份自由的享受。
这个“乐于与自己相处”的女子每天都这样神情自若地走出门去，和无数人物熟恁地打着家常，打理应付着各种事务，而她另外一面的生活掩藏地严严实实，没有人知道她的婚姻，甚至年龄，她要保留的，似乎没有人能抢走。
出现在照片中的周凯旋，永远戴着自己珍爱的贝壳耳饰，那是她最早在香港上班时用一个月的薪水买下的心爱之物，当时的她天天从那个柜台经过，每看一次她就下一次决心。等到“全世界都是她的糖果店任由她挑选”（朋友评价周凯旋语）时，她一次请师傅一模一样制作了10副，轮换在周一至周五佩戴，而周六日，她只会在右耳戴上一只挂型耳坠，虽然没有人看见那样的周凯旋会是什么样，但可以想见，一定是完全不同的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