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陶艺被业内人士称为火与土的艺术，但陶艺家最怕火。如果说土的塑造还可玩弄于股掌之间的话，那么烧制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就一直难以逆料，“上帝之手”常常将艺术家捉弄得几乎发疯。现在，有一个叫朱乐耕的陶艺家偏偏要跟“上帝”拗拗手劲。

    上海美术馆，一个名为“环境与空间的思考”的陶艺展开幕了。观众面对一件件巧夺天工的陶艺作品，惊叹之余忍不住伸手摸一摸，他们不相信眼前的东西是用泥巴“烧”出来的。重点看护一件作品的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一个上午我已经向至少30个观众提醒过了，但还是不断有人去碰它们。”

    早在十几年前，朱乐耕就在上海举办过个人展览，结交了不少的朋友。当时艺术市场刚刚苏醒，上海人对景德镇的陶艺也刚刚发生兴趣，看了朱乐耕的作品后，发觉这个人的东西与众不同，挺有现代气息。于是不少收藏家开始盯住朱乐耕了，露面一件就收藏一件。

    6年前朱乐耕曾有意在上海美术馆举办个人陶艺展，但突然接到韩国麦粒音乐厅环境陶艺设计的单子，个展只好搁一搁。但到上海美术馆办展览从此成了化不开的情结，这6年里，他天天在准备。

    开幕那天，记者见到了朱乐耕，脸色又见黝黑，手臂上缠着一条绑带。“开窑的时候一件正要掉下来，我用手一挡，被锋利的边缘划破了。”他说。在景德镇有不少大师，但从淘泥、配釉、拉坯到烧窑“一手落”的陶艺家实在为数不多。许多声名赫赫的大师只完成中间环节中的一道工序，买来现成的坯子草草画几笔，再让窑工去烧，投入市场标价就是数十万。朱乐耕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陶艺大师都是亲手制作的，不假他人之手。

    他指着几件窑变的作品告诉记者：“直到来上海前两天我还在景德镇烧窑，你摸摸，这几件东西到现在似乎带着窑炉的余温呢。唉，烧窑太难了，尤其是高温颜色釉的作品。有的作品明明做得很满意，就因为火候没掌握好，一开窑，只消瞄一眼，脑门冲血，两眼一抹黑，真想撞头啊。好几窑都烧坏了，只是意外得了几件好作品。为什么古人在烧窑前要祭神，因为烧窑的确有一种与神交游、与上帝同在的感觉。有时开出一窑，色彩斑斓、亮丽炫目的釉色扑面而来，我就意识到这不是个人的力量所能达到的，是上帝的手在点化这一切。我这次带来的不少作品都是几十件中才得到一件的珍品，非常不易。”

    从景德镇走向世界

    记者：我听到有一种说法，你是从传统陶艺起步的，五彩、古彩、青花釉里红等作品在20年前就得过不少奖，如果你仍然留在景德镇，也可能与大多数省部级大师一样，做点东西卖卖，日子过得很不错，但我们从总体上来考察景德镇的当代陶艺，至少在最近10年里没有大的变化和突破。你选择离开景德镇去了北京，是否有跳出原来圈子的设想？

    朱乐耕：我离开景德镇一方面是我个人家庭的原因，因为妻子在北京工作，孩子也在北京上学。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工作的需要，我现在所在的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由于发展的需要，几年前成立了一个陶艺研究中心，调我到那里去负责。中国艺术研究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有关艺术研究的重要机构，能在那里工作，不仅是对我自己，对整个中国陶艺的发展都是一个促进，因为那是一个中国现代艺术发展的制高点。对我本人的创作、研究与对外交流都有利。

不过我还是经常回景德镇，那里有我的工作室，我也还在陶瓷学院带研究生。我认为，如果有创新的理念，并不在乎与环境，而是在乎自己的认识，在景德镇同样可以做出新作品，在北京也可以依旧保守。

    记者：为什么为这次上海的展览要准备6年？

    朱乐耕：这要从1997年说起。当时中国美术馆为我办了一次个人陶艺展。题目为“走过千年——朱乐耕陶瓷艺术展”，之所以叫这样的题目，是因为在这次展览会上展出的是我十几年间，每一个阶段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观众可以看到景德镇千余年来，最优秀的材质，最有代表性的装饰手段与技法，都被我实践过，并加以新的诠释。不过当时人们对陶瓷艺术还有偏见，都是一些实用的或陈设的瓶瓶罐罐。但我的作品一直试图超越这种形式，我认为陶瓷材料的那种美和魅力，是绘画和雕塑所无法达到的。钱绍武先生在参观后要来宣纸和笔墨，当场题了词：“日人重器，中国人重气，气入于器，天下无敌。”

    我认为他是对中国陶艺发展方向的揭示。

    就在展览结束前的一天，来了几位韩国人——韩国亚洲美术馆的馆长和他们的资助者韩国麦粒财团的负责人洪正吉先生，我们后来成了朋友，洪正吉先生对我后来的艺术创作影响很大。

    他们告诉我，想全部收藏我的作品。

    记者：好事情啊，谈好价钱就赶紧出手啊。

    朱乐耕：他们郑重其事地告诉我：这些作品虽如果有幸落户韩国，我们会定期拿出来做世界巡回展，它是全世界共享的财富。我考虑了很久，同意了。但不久韩国遭遇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麦粒财团财务有点困难，直到两年后，他们才正式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