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对西洋水法兴趣日浓，但是郎世宁提供的海晏堂水法烫样实在不符合这个数千年礼教笼罩下庞大帝国的审美——怎么能有如此不雅之裸女站立在皇帝离宫的水法两旁呢
郎世宁这个时候来到中国已经33年了，这一年是清朝乾隆十二年(1747年)，圆明园长春园东北面有一块狭长的区域被规划为西洋楼，郎世宁早年在法国学习过的建筑学在这里派上了用场。乾隆帝想在这里看到西洋的水法(即喷泉)，这位59岁的西洋画师逐渐谙熟中国人的审美，在和他的两位法国同行过于西化的水法方案被否定后，这些西方人中的第一批中国通，改变了思路。
于是一组以中国十二生肖为代表的小型水法作品顺利地进入实施阶段。
变为中国审美的喷泉
圆明园管理处副研究馆员宗天亮打开一函圆明园西洋楼铜版画册，小心翼翼地取出海晏堂铜版画：“这套铜版画在中国存有两处，一处是沈阳故宫、一处是北京故宫。”他说，“这就是当年的海晏堂，围绕喷水池两边各有6个生肖的雕像。因为在当时的中国看来，暴露女性的肌体是有违道德规范和中国审美的，所以郎世宁就改用十二个生肖来代替原设计中的女性裸体”。
事实上，乾隆皇帝虽然没有他的祖父康熙大帝对待西方传来的自然科学的探究精神，但他对西洋建筑却充满好奇和热情，在西洋楼一带的石雕上，他对巴罗克艺术在中国的运用方面有着自己的主张，为此石柱与水法设计方案一改再改。
终于海晏堂的设计图确定下来了，欧式喷泉作品中长肉翅的小天使在这里也是看不到的，因为天使在小的时候也不穿衣服，中国文化在数千年的形成过程中，对这类问题都有一个说法，叫“隐私”，它们在18世纪的中国尚不属于审美的范畴。
于是在皇家园林里第一次以生命的形式来塑造喷水形象的，是中国传统纪年中的12种动物，它们在这个充满东方文明气质的大国里有着极好的人缘，而且家喻户晓。“兽面人身水力钟”就这样诞生了。“这是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跟西方喷泉的手法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的作品，”宗天亮说，“这些作品应该是他们奉旨而行的，因为最初的方案不可能被通过。”
在宗天亮展示的海晏堂铜版画上，每一个生肖都穿着衣服，有对襟的服装也有斜襟的，人模人样地坐着，衣服从肩膀往下盖着整个身体，但这并不妨碍雕像的生动性，因为它们还有肢体语言：兔子摇着扇子、牛手里持拂尘、蛇在作揖、猴子手里拿着根棍棒可能是想证明自己是孙大圣的后代、怀抱小弓箭的猪，它们却不是专司狩猎的动物。
生肖们6个一组在一枚巨大的贝壳前排列分为左右两边，左侧为南岸，右侧为北岸。12生肖排坐的顺序是从南向北排列，南一子鼠、北一丑牛，南二寅虎、北二卯兔，南三辰龙、北三巳蛇，南四午马、北四未羊，南五申猴、北五酉鸡，南六戌狗、北六亥猪。
海晏堂前两条一米来长的大型吐水石鱼，每只鱼嘴里流出的水分别沿左右两边的鳞形水道向前流，最后与生肖兽头中喷出的水一同汇合在海晏堂前扇形的水池中。这些兽头人身的生肖，头为青铜，身为石质，中空连接喷水管，每隔一个时辰各司一次职，从时辰代表者的口中喷出长长的水流直射入池中的雕像；而每当正午时分，12生肖像口中同时喷射水柱，堪称计时、园林和雕塑中的奇观。
青铜兽首今何在
郎世宁在设计出12个青铜兽首后，第一样让他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那就是当时铸造青铜器的工艺近乎失传，百般周折后，他才找到能够铸造12枚生肖头部的人。
这位在中国度过了半个世纪的意大利人更加想不到的是，在他辞世并安葬在中国94年之后的1860年，当年那些呕心沥血之作却毁于战争。
他在中国的50年里，看到的是这个人口以及工农业产值都占当时世界三分之一的庞大帝国花不完的银子和数不清的宝藏，他无法想象一百年不到时间里，同样来自西方的一群人竟然能在他参与建造的苑囿里兴风点火，并且把他设计的兽首打劫得一个不剩，只留下带不走烧不着的大石头。
郎世宁的两位法国同行同样不会想到，这些兽头中有一些竟然是被他们的法国同胞给抢走了，当然，还有一些是被他们的盟友英国人所掠夺。
在今天能够查到的资料中，人们会发现，当年在子时和卯时喷水的鼠头和兔头现在存于法国巴黎，而鸡头、龙头、狗头、蛇头以及羊头到目前为止还不知其踪。
在12枚兽首中已经有4枚兽首现在中国北京，它们由保利博物馆收藏，它们回流的途径是境外拍卖和捐赠。
其中猪首是澳门赌王何鸿2003年捐赠给保利集团的，何鸿以低于700万港元的价格购得了猪首，而这个价格与2000年保利集团拍得猴首、牛首的价格相差不多。保利集团在2000年也拍得了虎首，但是得到虎首却花了1593万港元，这个价格高于当时底价的3倍。
目前，另有一枚铜马首，正在以6000万的超高估价在香港苏富比拍卖行等待即将开始的拍卖。
石鱼回归海晏堂
2007年是圆明园建园300周年，也是圆明园罹难147周年，在6月8日圆明园遗址公园内举行的“流散文物回归活动首归仪式”上，海晏堂大鲤鱼等第一批由社会无偿捐赠的12件文物，带着百年沧桑和各自的游历回归故里，这也标志着“圆明园流散文物回归文物保护工程”全面启动。
大鲤鱼的失而复得完全是个偶然的发现。
这对从海晏堂前游走的大鲤鱼，其实也没走多远，就在离它的故里大约16公里的西单横二条的一处四合院里住了不知多少年。西单的主人没事还经常给它们浇浇水，从来不让孩子爬到它们身上，所以在人们能记忆到的半个多世纪里，它们没有任何损坏。
2003年四合院主人为石鱼浇水的画面被偶然经过的圆明园文物科刘阳看见了。他当时正在各处寻访圆明园的流散文物，正好从门缝里看到了这对石鱼，但是没能看清。又过了两年，刘阳突然发现一张老照片上的石鱼与他在西单看了一眼的石鱼非常相似。在他为这对石鱼进行了拍照和测量后，终于确认了这就是圆明园西洋楼海晏堂前那一对会吐水的石鱼。
这对石鱼虽然在西单古老的四合院内深居，但是据担任过西长安街派出所外勤的陈曦警官说，起码被两拨盗贼惦记过。一次是小偷从另个院子里钻到这个独门独院中行窃，还有一次是文物贩子趁院内有人装修，塞了俩钱给民工，就把石鱼抬走了。好在鱼太重，搬一段路就搬不动了，弄得到处是动静，才被主人发现的。
水是怎么喷出来的
人类在1746年间才开始注意收藏自然界中的电，荷兰人马森布洛克在他的家乡莱顿发明了一种叫莱顿瓶的电容装置，希望能把电存起来。在莱顿瓶发明后的第二年乾隆十二年(1747年)的中国还没有电力使用。那么西洋楼各处的大小喷泉是怎么喷出水的呢？这对于今天的人理解“水法”两个字，似乎是个注解，大清帝国贵至皇上也在疑惑：这水的法力竟是这般幻化而美妙，到时辰就会变一道魔法出来。
今天的西洋楼景区，在大水法和海晏堂中间地带，有一处高达十数米的夯土台子，它是当年所有大小水法用水所需水塔的一部分，据圆明园管理处副研究员宗天亮介绍，这是个实心的土台子，结结实实地顶着它上面的“锡海”，也就是盛水之塔。没有电力和电动机的年代，人们运用从上到下的压差，把水压向远近各处的几十个大大小小的出水口。
大水法的大喷泉水源就来自这里，同样海晏堂前石鱼嘴里吐出的水、每个时辰兽头里吐出的水，都是从这个水塔上压出来的。
而水塔里的水也是活水，活水来自各个水池，通过齿轮机械的提水装置，把水汲到水塔里，齿轮不停地运转，活水就会源源不断。而这个庞大的机械装置就被笼罩在海晏堂后面的高大西式建筑里。外观石刻雕花，内里是一颗运转不停的“心脏”。
但是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各种水法建成后，这些汲水的机械设备只用了短短的三年，就改为人工提水了。发布这个兴师动众而后又弃之不用的命令的都是乾隆帝本人。与他的祖辈康熙帝更大的不同是，乾隆认为欣赏这些洋人的机械简直是玩物丧志，但他从来不认为欣赏人工提水形成的喷泉是劳民伤财。
就在这个时候，外面的世界已经变得很精彩了。
大洋彼岸有一群开国者在考虑为国家的独立而奋斗，1776年美国独立，把电从天上引到人间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参加了起草《独立宣言》和制定美国宪法的工作。这一年是乾隆四十一年。
乾隆刚刚退位没几年，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大革命，英国的工业也蓬勃发展并向全球殖民。
圆明园里的机械提水设置停用后，园子里的人们再没有听到机车声，更听不到远处隆隆的马达和蒸汽机，就这样自得其乐地关着门过了差不多一百年，直到1860年，炮火攻了进来，又过了40年，炮火再一次烧进园子，而园子的主人，当时已经弃北京而逃到了历史上的西京。
铜马首：值钱，但没有那么值钱
“铜马首不像书画作品，它没有市场价，你说它几千块可以，几万块钱也可以，但是不应该拿出来炒作。”83岁的罗哲文在谈到下个月10日将在香港苏富比拍卖行拍卖的一只铜马首时如是说
香港苏富比拍卖行9月5日推出自己将于10月10日2007年秋拍中开拍的重点文物——圆明园海晏堂前的铜马首。
铜马首不是国宝
与同生海晏堂前并已在2000年通过拍卖回流到中国大陆的另外四只青铜兽首相比，铜马首价格翻了几番。
在2000年，北京保利集团从香港苏富比和佳士德拍回了铜牛首、铜猴首，一共花了1593万港元。后来拍回的铜虎首是1544万港元。3年后，澳门赌王何鸿捐赠给保利集团的铜猪首当时也不到700万港元，如今铜马首估价居然高达6000万港元。媒体与社会各界自然议论纷纷。
香港苏富比拍卖行媒介负责人容灵芝表示：“作为一个国际拍卖行，我们是给国宝回归提供一个平台。至于铜马首的定价高，是因为它的工艺和其他几件相比水平很高。”
但是，从文物级别鉴定上来讲，铜马首并不像容灵芝所言，因为它不是国宝级文物。
“国宝有着严格的界定，国宝是没有价格的。”圆明园管理处主任助理、副研究馆员宗天亮指出，“它还称不上一级文物，一级文物必须是断代标准器。在一级文物之上的精中选粹才是国宝。”所以说铜马首不是国宝，现在这样的估价完全是炒作。
“准确地说，铜马首，它只是一个西洋楼这片园林建筑中海晏堂景区前一组具有装饰性的园林小品‘兽面人身水边钟’里的一个元素。”宗天亮用层次分明的话语为铜马首“验明正身”，小品中的一个元素，无疑不能称之为国宝，“如果连这都称得上国宝的话，那圆明园中得有多少国宝，国宝是无价的，怎么会估出个6000万港元来呢？”
几种文物回流渠道
“圆明园文物有些特殊，他(文物持有者)不是当年抢劫的人，是后来经转来转去获得，这就复杂了，”罗哲文说，“但是无论如何不要拿圆明园去炒作。”
根据国际法的规定，战争期间被掠夺的文物和走私文物，都应该无偿退还。中国现在对于走私出境的文物已经追回了不少。罗哲文说，“对于倒卖的，不能都怪外国人，中国奸商也有份，所以有些可以买回来，但价格不能太过分”。
还有一种情况，历史上作为交换的文物、作为文化交流的文物以及赏赐的文物，不应该“偿还”。罗哲文举了个例子，比如日本，中国在各历史时期送给日本的礼品太多了，上千年的文化交流中，有赏赐、有馈赠，也有交换，这些都不在讨还之列。但是如果日本哪种文物比较多，我们现存量很少的话，双方可以通过民间协商进行交换。
事实上，7年前圆明园文物第一次在香港苏富比和佳士德露面时，中国国家文物局就在当年的4月20日，正式致函这两家拍卖行，要求他们停止在香港公开拍卖140年前被英法联军掠夺出境的圆明园文物，因为它们属于“战争期间被掠夺的文物”。国际法在上个世纪已在此类归还问题上生效并开成功先河，但是香港苏富比、佳士德两拍卖行以这些文物均为早年拍卖会所得以及履行拍卖合约为由回绝。
而此次以6000万估价为下个月10日的秋拍鸣锣开道的做法，被认为再次无视于相关国际公约。
圆明园文物的数次拍卖
圆明园曾经两度遭劫，海晏堂在1860年的大火中已经遇劫不复，40年后的那次抢劫八国联军已经用不着再到这里来了，因为整个西洋楼一带早已烧得只剩下大石头。
历史上从圆明园掠走的文物，曾经有过多次拍卖。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咨询委员暨研究员汪荣祖博士在他的《追寻失落的圆明园》一书中，对于圆明园被劫文物的流散过程，有着这样的介绍：
1861年，英法联军曾将圆明园文物当做战利品在北京拍卖过一次。
运回英国和法国的大型玉器、珐琅器、瓷器等于1861年3月在伦敦拍卖过。同年4月在杜伊勒利宫还搞过一场展示会。
在法国，是年12月12日举行了圆明园文物拍卖会。
这些拍卖会的结果是，被抢自中国的珍玩和文物在成为西方主流博物馆藏品的同时，也有一大批以分散的形式进入全世界。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圆明园流散文物”。
至于圆明园究竟流散了多少文物，谁也说不清，“因为圆明园原本藏有多少文物，就是说不清的，所以丢了多少也说不清，圆明园原始的账册早在大火中焚毁了”。宗天亮说：“我们现在只能从国外各博物馆、私人收藏机构或拍卖会上出现的文物中，了解到一些数字和信息。”
马首辗转台湾
在《追寻失落的圆明园》中，汪荣祖提到了这样一个细节：“后来在1987年，原属于长春园内西洋楼圆型喷泉内的十二生肖兽头人身之一的青铜猴头，在纽约市卖出，现在成为台北寒舍的收藏品。另外三只兽头：虎、牛和马，于1989年6月13日的伦敦拍卖会中现身，这次寒舍买了马。”
《追寻失落的圆明园》是一本严谨的学术专书，它的英文原版只印行了1000册，中译本在台北麦田出版社出版时，也只印行2500册。作为一本严肃的学术著述，汪荣祖在书中的每一处引用都加了详细的注释。
这段话的注解包括台湾中兴大学孙若怡的一篇论文，以及旧金山大学Victoria Siu的《郎世宁和圆明园收藏》，Victoria Siu还发表过一篇《长春园：圆明园西洋部份中的中国元素》。
而文中的“寒舍”既不是汪荣祖在台北的家、Victoria Siu的“寒舍”，也非孙若怡的“寒舍”。“寒舍”在这里并不是中国语言文化中谦指的家，汪荣祖告诉本刊，它是台北一家收藏经纪机构的名字。
寒舍公司的董事长王定乾在1989年从伦敦拍得铜马首时，成交价格还不到200万人民币，他后来又把马首加价20%转给了他人。
汪祖荣书中提到的1987年出现在纽约的猴首也曾经为台北寒舍拍走，2000年被北京保利博物馆拍回大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