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琳琅满目的醴陵红瓷

        “中国红”，中国陶瓷的一个品牌。金秋时节，记者来到醴陵市王仙镇，在瑞丰祥中国红瓷制造有限公司饱览精美瓷器“中国红”。

　　“中国红”，一个令陶瓷人自豪的名词。世人都知道，2006年11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中国红”牡丹天球瓶，作为国礼赠给前来参加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非洲48国贵宾。可这批礼品的制成却有着这样一个过程：那是2006年10月8日的傍晚，3个中国男人———陶瓷大红色釉发明者胡天霏、“瑞丰祥”董事长李墨、湖南省陶瓷研究所陶艺大师彭毅，在醴陵市“瑞丰祥”一间办公室里，一起敲定了生产这批礼品“框架”。于是生产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负责设计工作的彭毅拿出了“中国红”牡丹天球瓶的图样。图纸呈报审批的第二天便接到上级指示：“立刻开始生产，10月25日之前必须运往北京。”经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后，这批“中国红”牡丹天球瓶从拉胚到成品，经过76道工序，经过4次烧制，终于按期生产完成。打上“醴陵红瓷”印记的“中国红”牡丹天球瓶，瓶高43厘米，最大直径24厘米；端庄秀美，优雅大方；瓶体采用高白泥釉，与首创的高温大红色釉相结合，体内清白如玉，体外鲜艳欲滴；晶莹剔透，瓶上的中国国花牡丹图案由纯手工绘制而成，雍容华贵，国色天香。整个瓶子象征着和平、幸福、安康。

　　“中国红”，一个让陶瓷人终于圆了的梦。陶瓷上那片大红曾是陶瓷史上千古难题。多少年来，人们梦想把这人间最美的色调搬上瓷面。在中国陶瓷艺术长河中，唐代发明了铜红；后来，有了宋代的钧红瓷，明清时期的祭红、郎红、胭脂红、豇豆红、珊瑚红等红色釉瓷。尽管这些红色釉瓷的色泽也并非真正的大红，可就因为那一份“红”，使得烧制工艺要求极高；因为那一份“红”得来不易，这些陶瓷也就成为皇室内廷和历代国内外收藏家追求的珍品；因为那一份“红”难成，陶瓷界常大诉“十窑九不成”、“千窑难得一品”的苦衷。民间至今还流传着“陶女浴火炼红瓷”的悲壮故事。而对于“大红”的追求，近现代西方各国也竞相投入巨资，可研制工作至今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因为釉下彩瓷器要求一定的白度、硬度和透明度，要在1300摄氏度的高温下才能烧成。而促成陶瓷上大红色的釉料在温度升至800摄氏度这个临界点时，“红颜”完全褪尽。一片“中国红”的醴陵红瓷的问世，引起了“当惊世界殊”———陶瓷上从此有了大红，而且是釉下彩大红。

　　“中国红”，一个令国人不会忘记的名字。醴陵人称，正是胡天霏历尽艰辛研“红瓷”，李墨独具慧眼引“红瓷”，彭毅不失时机推“红瓷”，才使“中国红”醴陵红瓷登上了世界的舞台。胡天霏是“中国红”的发明者。当1983年原湖南省科委把釉下大红的开发列为重点课题时，身为副研究员的胡天霏挑起了这副重担，研究所的小伙子毛明福当助手。两人揣着2500元启动资金，到全国各地收集资料。进入试验阶段，早上6时进实验室，晚上12时，有时甚至到凌晨三四时出来，就是他们那个时候的生活规律。1984年，他们终于发现，釉下大红要呈现颜色，硫硒化镉是个重要的因素，但硒遇高温易挥发，只有把硒“抓”住了，瓷器才可能实现纯正的大红。他们选定硫硒化镉作为研究方向。1988年，毛明福远去美国留学，课题组只剩下胡天霏一人。他这一干就是十几年。十几年如一日，胡天霏研究了3000多个配方，做了上万次的试验。他终于发现，只要添加一种稀有的化学元素，形成大红色的硫硒化镉在高温下性质依然稳定。一个陶瓷界一千多年的“红瓷梦”终于能圆了。

　　2003年3月，机缘巧合，身为王仙镇瓷泥矿普通员工的李墨结识了胡天霏，被这位老科研工作者的探索精神深深打动，也为“中国红”的广阔市场前景所吸引，萌生了让“中国红”在醴陵市实现工业化批量生产的想法。两人一拍即合，胡天霏住进了李墨家，两人一起开始了烧制实验。5个月之后终于烧成了4个无裂缝、光洁度好、瓷质细腻的红瓷笔筒。于是，红瓷发展进入了一日千里的速度。2005年，他们成立了醴陵市瑞丰祥中国红瓷制作有限公司，批量生产的“中国红”系列产品一上市立马受到人们争相追捧。就在这年10月，瑞丰祥的“中国红”镂空玉壶春瓶在山东省首届淄博国际陶瓷展以10万元价格成功拍卖。2006年，“中国红”在北京、山东、长沙、深圳等地刮起了收藏旋风。

　　彭毅，作为湖南省陶瓷研究所的陶艺大师，对“红瓷”也颇有研究。2006年当国家有关方面领导找到彭毅，联系生产一批“红瓷”礼品时，他顿时意识到这是推介醴陵“中国红”的绝佳机会，便与胡天霏、李墨共同承担了这个任务。彭毅负责设计瓶型，做式样，设计出了“中国红”牡丹天球瓶。这一礼品得到了与会非洲48国贵宾的高度评价，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组委会决定对他们进行嘉奖。

　　“中国红”，让中华国宝库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品种。如今，醴陵“中国红”已经走出国门，远销海外。“中国红”，这个陶瓷领域的珍贵品种，它向世人证明，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底蕴的中华陶瓷文化，在新世纪里将更加灿烂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