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个世纪以来，圣洁的岷山雪水沿都江堰汩汩流淌，源源不断地润泽着成都平原。当古蜀文化、中原文化、巴楚文化在这片“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古老土地上交汇，它的温润、丰饶与富足，必然会孕育出别样的文化景观与乡风民俗。那些代代相传、精雕细琢的手艺，不仅修饰了成都人的生活，更描绘出成都人细腻而广阔的精神图景，它们与那些独特的乡风民俗一道，成为成都人值得骄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那闹年的锣鼓、狂欢的水龙节、火龙灯舞、大庙会、花会、木兰会；那“片纸来之难，过手七十二”的手工造纸、闻名遐迩的瓷胎竹编、遗世独尊的铁匠铺、独步天下的邛窑……“成都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篇章，生动地再现了这些代代传承的民风民俗和精湛手艺。
邛窑是四川遗址面积最大、烧造时间最长、出土文物最丰富、器物流散最广的古瓷窑，被中国古陶瓷专家称作是高温釉下三彩和彩绘瓷的故乡。在中国陶瓷以“南青北白”而闻名的隋唐时期，邛窑就以釉色丰富、器型多样、工艺高超而称雄于世。邛窑先进的工艺对北方唐三彩、湖南长沙窑、安徽寿州窑，乃至宋代各大名窑均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然而，由于诸种原因，邛窑的辉煌渐渐被人们遗忘了。在沉睡了千年之后，邛窑和邛瓷终于“一醒惊天下”！
现身乱世 邛窑遭殃
邛窑是四川省邛崃市境内南河十方堂、固驿瓦窑山、白鹤大鱼村、西河尖山子，及西河柴冲等古瓷窑的总称，是我国唐代名窑。考古界泰斗耿宝昌先生认为：邛窑创烧于东晋，发展于南北朝，成熟于隋朝，兴盛于初唐，至唐末五代长盛不衰，停烧于南宋中晚期，由盛到衰经历了八百多年的辉煌历史。十方堂邛窑遗址是四川古瓷窑遗址中面积最大、窑包最多、造型纹饰最美、出土文物最丰富、烧造时间延续最长、器物流散最广的我国著名的民间瓷窑之一，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北京故宫、南京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及英国、法国、日本、埃及等国的多家著名博物馆均有邛窑藏品，并被视为珍宝。
在邛窑窑址中，尤以十方堂古陶瓷遗址规模最大，最具有代表性。据权威的《中国陶瓷史》记载：“南朝时，四川成都和邛崃等地先后建立瓷窑，烧青瓷。四川地区唐代瓷窑，以邛崃有代表性。窑址以十方堂比较集中。唐代是邛窑的极盛时期。”
由于邛窑器物具有高超的烧制和艺术水平，邛窑遗址过去曾吸引许多国内外专家学者和盗宝人。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聚宝盆”。早在清末民初，便有一些“先知先觉”者怀着一夜暴富的想法来此“淘金”。随着重见天日的邛窑器物愈来愈多，邛崃和成都相继出现了专售邛窑古陶瓷器的“专肆”。一时间，邛窑器物被鉴赏者和爱家视为至宝。消息不胫而走，“取宝”之风盛极一时，各地古董商云集邛崃，使昔日无人问津的小小十方堂热闹非凡。
由于买家人众，无论“完残粗细器物皆争相抢购”。时任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的美国人葛维汉在其著述中曾提到“即使最珍贵的陶器，也被收集在篮子里，称斤论两地出售”。那时在十方堂，邛窑遗物之多，用“俯拾皆是”四字，是不足以形容其盛的。因为出土器物实在太多，人们不独是“称斤论两地出售”，还把它们用来筑墙、修建牛槽、猪圈、厕所，以至“嵌饰庐宇”。直到今天，仍有一段当年用邛窑碎片、匣钵、支丁夯砌的土墙屹立在那里，无声地见证着那段疯狂的岁月。
在这场对邛窑的疯狂劫掠与蹂躏中，最典型的例子当数唐式遵的“杰作”。唐式遵原为刘湘部下，在四川21军中任32师师长。抗战中调出四川，升任军长及国民党集团军总司令、安徽省主席等职。当时，邛崃的驻军正好是唐式遵率领的32师。本来驻军是负责全县（邛崃当时是县）治安，保一方平安的，但唐式遵却命令士兵们抢劫性地挖起古物来。据当时曾耳闻目睹其现状的魏尧西先生报道：“二十五年（1936年），唐式遵驻防邛崃，更作大规模之挖掘。军民齐集三四百人，争先恐后，日夜挖掘，所收甚多；且运到上海市博物馆公开展览，并设专肆售卖，至残碎瓷片，有购归嵌饰庐宇，每斤售洋三角。有彩色及图案者，倍其值……”而早在一年前，就有军人陈某在十方堂窑址揭开了大规模非法盗掘的序幕。也许是军队严加保密或移防的原故，陈氏的这次“大肆发掘”并不广为人知。
1936年夏天，在十方堂窑址侥幸得手的陈氏军队又移师成都，大肆盗掘琉璃厂窑址，而驻防邛崃的唐式遵军队早已摩拳擦掌，在十方堂窑址开始了新一轮更大规模的盗掘。在军官们的直接指挥下，数百壮汉夜以继日地向古代文明疯狂攫取。但见在铁锹、锄头的挥动中，一件件精美的邛窑瓷器从泥土里露出它们的“庐山真面目”。乱挖乱掘，使整个窑区几乎被翻了个底朝天。那时，国民政府腐败无能，对盗掘现象熟视无睹，听之任之，丝毫未加干涉，而前四川省博物馆尚未正式成立，无法进行正式发掘，致使保存了千百年的邛窑遗址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在那场浩劫中，唐式遵是掠夺邛陶最多的一人。他迫不及待地把从十方堂窑址攫取的大量宝物运至成都、重庆、上海等地去牟取暴利。那些精美的瓷器，很快变成了唐式遵囊中白花花的银元。当然，唐式遵不仅爱银子，也爱邛窑瓷器。这个附庸风雅的武夫，当时，在他成都的豪华公馆里，有一条路的路面就是全用邛窑的多种色釉的瓷片铺成的。
在邛窑遗址被盗掘的混乱高潮中，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和郑德坤教授及英国学者贝德福于1936年9月结伴前往十方堂窑址进行调查研究。这是最早的一批由中外专家组成的邛窑遗址调查组。从邛崃返回成都后，葛维汉立即向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写了一份请求正式发掘的报告，但十分遗憾的是，请求未获批准。迫不得已，华西大学开展了抢救性紧急收购行动。今天，我们有幸在四川大学历史博物馆中看到的邛窑精品，便是那个时代的劫后余存。
天下第一红 艳惊四座
湮没近千年的邛窑在乱世中的20世纪30年代重见天日。然而，由于邛窑大量精美完整的器物不是经过科学考古发掘出来的，时移境迁，人事全非，精美的邛窑古陶瓷器在惊鸿一瞥之后，又渐渐地被人们遗忘。邛窑的辉煌，被历史的尘埃再次封存了起来。有如大海被风暴偶尔溅起的几朵浪花，风平浪静后又复归于平静，甚至死寂。
在这个“复归于平静”的时间段，让我们平心静气地回顾一下邛窑悠长的历史。
邛窑陶瓷业发达，邛窑器物美不胜收，影响甚巨，绝非偶然。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灭蜀以后，出于军事占领和政治统治的需要，开始在蜀地修筑城池。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成都、郫城、临邛成为当时蜀地仅有的城、市、官府、民居并存的三大完整城市。建成后的三大城市构成一个互为犄角的“品”字，由此可见深谋远虑的秦人多么具有战略眼光。
从秦朝开始，历史上的几次移民入川，给蜀地带来了中原的先进文化和各种生产技术。加之古代川西草木繁盛，河流纵横，粘土随处可取，运输亦极为便利，这就为邛窑的兴起、发展和最终扩大为一个庞大的窑系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可惜邛窑地区的高质量粘土不多，因而，数量有限的精美瓷器只能满足宫廷、官府和上流社会的需求，而不能像越窑瓷器、内邱白瓷瓯那样“天下贵贱通用之”。然而，这丝毫掩盖不了邛窑高超的工艺水平和举世瞩目的艺术成就。
邛窑高超的工艺水平不仅表现在其产品上，而且，在其制作技术和装烧工艺上也有惊人的表现。陶瓷爱好者大都知道，我国古陶瓷的烧造，在明代以前比较广泛使用的窑炉是龙窑。龙窑具有体积大、热效率高、燃料省、造价低、单件产品成本低等诸多特点，其最大的优点是升温快，降温亦快，可以快烧，还可以维持烧造青瓷的还原焰。因此有人说，龙窑是青瓷的摇篮。
那么，我国唐代最大最长的龙窑在什么地方？迄今为止的考古资料表明，不在我们耳熟能详的五大名窑，也不在湖南长沙窑、安徽寿州窑，而是在刚刚成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窑址面水背山、依山而立、距邛崃市区12公里的固驿瓦窑山。这个结果恐怕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吧？这座始烧于南北朝、废弃于唐代早、中期的龙窑长达46.2米，规模之大前所未有。据专家计算，一座42米长的龙窑，一窑可烧制瓷器1.5万件以上。按此推算，邛窑固驿瓦窑山这座长46.2米的龙窑，一窑至少可烧制瓷器1.6万件以上。龙窑愈长，烧制瓷器愈多，劳动强度也愈大，对烧窑技术的要求也愈高。
在2006年新春佳节，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CCTV首届赛宝大会上，被专家评委会誉为“天下第一红”的“邛窑釉里红瓜菱形水盂”，从500多件民间藏品中脱颖而出，一路过关斩将，并一举夺得铜奖。此件藏品是邛窑古陶瓷民间收藏家尚崇伟众多邛窑藏品中的一件，是进京参赛的10余件四川藏品中惟一获奖宝物。
江西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欧阳世彬在点评此件宝物时说：“此次邛窑发现的高温红釉是当前发现的最早的铜红釉，以中国陶瓷在世界陶瓷史上的地位而言，它是中国乃至世界制釉的第一红，具有划时代意义。”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吕济民先生在公布铜奖获得者名单时，专门以邛窑水盂为例，说其价值之所以甚高，就是因为从汉代至唐代都是低温釉，而邛窑水盂则是氧化铜在1200摄氏度的高温下窑变而成的红绿釉，是极为珍贵的至宝。
邛窑水盂“艳”惊四座的“天下第一红”，让古老的邛窑再次名扬天下。
“邛窑传人” 父子两代
今天的中国人早已生活在用电灯照明的后工业时代，但国人却仍旧在用“不是省油的灯”这一形象而生动的概念来表达对某个人的具体看法。那么，历史上究竟有没有省油灯呢？何为省油灯？商务印书馆1915年出版发行的《辞源》对“省油灯”辞条是这样解释的：“省油灯”源于南宋著名诗人陆游所写《老学庵笔记》。《陆放翁全集·斋居纪事》中说：“照书烛必令粗而短，勿过一尺。粗则耐，短则近。书灯勿用铜盏，惟瓷盏最省油。蜀有夹瓷盏，注水于盏唇窍中，可省油几半。”可见历史上确有此物，而此物就产自著名的邛窑。唐宋时代，邛窑烧制生产了大量的省油灯，并在当年风靡一时，广为流传。这些声誉远扬的省油灯照亮了达官贵人的夜晚，也照亮了寻常百姓家的夜晚。可以说，邛窑省油灯是中国陶瓷史上极富诗意的发明创造。当我于清夜的案头把玩由后世的陶艺大师何平扬先生烧制的省油灯，在对先人的聪明才智感叹的同时，也对失传数百年的邛窑绝艺后继有人而感到由衷的欣慰。
我和何平扬先生是同乡，30多年来，他为邛陶烧制技艺的发掘、整理和传承所做的一切，让我充满了敬意。2007年初春的一天，我再次来到邛崃市，来到当代“邛窑传人”何平扬的家。像许多民间艺人一样，何平扬的作坊就在自己的家里。这从一个侧面看出民间艺人们在当代的现实处境和窘况。何平扬的家简直就是一个陶瓷的世界，过道、天井、书房、客厅……到处堆满了陶坯、成品和半成品的瓷器。正对天井的那间不足十平方米的陈列室里更是琳琅满目：多佛香熏、虬龙提梁罐、葫芦茶壶、文君当垆、地藏宝瓶、兔毫釉梅瓶、绿釉双耳壶、邛三彩双流壶、邛三彩陶马、邛三彩陶豆、汉代说书俑、仿邛窑四耳盘口瓶……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我们的谈话自然绕不开非物质文化遗产。“邛窑始创于南北朝，由盛到衰历经800多年。因烧制年代久远、器物造型独特、釉色丰富多彩，一直享有盛誉，是我国著名民间瓷窑之一。邛崃市境内的南河十方堂窑址和固驿瓦窑山窑址已先后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在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邛陶烧制技艺却榜上无名。”对此何平扬有一种说不出的遗憾，“好在邛陶烧制技艺列入了首批成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且，在成都市的区市县中，邛崃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最多的。”谈起自己的家乡，何平扬的言语中充满了自豪。
上世纪70年代，尘封数百年的邛窑再次被打开，为了挖掘传统技艺，同时也是为了响应周恩来总理“煤炭烧泥巴可以增加外汇收入”的指示，当时的邛崃县政府决定新建美术陶瓷厂，恢复邛窑生产。何平扬就是在那时以“美工”的身份进入陶瓷厂的。厂长由邛崃知名画家、老艺人康兆明先生出任。何平扬天资聪慧，从小就喜欢画花鸟鱼虫、山水及刘关张之类的历史人物，康兆明见何平扬心灵手巧，颇有天赋，是可造之材，便将他招入厂内，收为自己的弟子。在康兆明的悉心调教下，何平扬完整地学习了整套制陶工艺，这为他后来独立制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78年，何平扬创作的“雀竹台灯”烧制出来后，参加了四川省优秀工艺品展览，并大获好评。处女作的成功，更加激发了何平扬的创作热情，从此，何平扬与邛窑结下了不解之缘。
像所有中国大地上虔诚、执着的民间艺人一样，这一宿命式的缘分注定是一生一世的。不仅如此，他还把这一难以割舍的缘分传给了自己的儿子何丹。好在儿子相当争气，24岁便成了四川最年轻的省工艺美术大师。这让何平扬十分欣慰。
作者手记
邛窑是蜀文化的骄傲，正如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先生所说的那样，“邛窑艺术和科技是我国隋唐陶瓷文化的又一高峰”。它在浙江越窑青瓷六朝初的褐色釉下彩人物花卉纹启迪下，于隋代在我国率先创造了高温釉上、釉下三彩彩绘瓷。就像众多专家学者所论断的那样，在邛窑的影响下，先后在中原和南方地区创造了富丽华贵的唐三彩，与诗画并茂的长沙窑彩绘瓷。它是中国后世五彩缤纷的彩色、彩绘瓷的拓荒者和先驱者。如果说浙江越窑是青瓷的发源地、青瓷的故乡，那么，邛窑则是中国彩绘瓷的发源地、彩绘瓷的故乡。
然而，邛窑烧制技艺的传承却一波三折。就在我采访回成都后不久，一天，何平扬打来电话，说是那块本该作为邛陶厂选址的地已有了其他归宿，无奈之下权衡再三，他决定将窑炉建在自己的家里。原想把厂建在十方堂邛窑遗址附近的，一来今天的邛窑在古窑址前恢复很有象征意义，二来邛崃的旅游业也能增添一个极富人文特色的景点。何平扬在电话里一再强调，他家楼上楼下加屋顶有400多平方米，勉强可以建窑了。他还说，日本许多民间艺人的作坊就是建在自己家里的，无论如何都要让邛陶烧制技艺传承下去。邛窑不能仅仅是遗址，仅仅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面目向世人展现，邛窑由盛到衰，由昔日轰轰烈烈的窑场到如今由何氏父子独自支撑的家庭手工作坊，是邛窑不幸中的万幸。父子俩以后再也不用为烧制自己的邛窑作品而四处东奔西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