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中国封建社会陷入风雨飘摇之中。与之相伴，中国的陶瓷生产也日渐衰退，但在整体衰退的同时，却出现了几个闪光的亮点。如光绪末年到民国初年的新粉彩、浅绛彩，宣统时期的青花瓷，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醴陵釉下五彩瓷也是在这个时候烧制成功的。历史上的彩瓷工艺有釉上彩和釉下彩两种基本方法。釉上彩是明朝宣德时期发明的。这时的彩瓷有青花单彩、青花双彩和青花多彩等几种。用两次烧制的方法烧制多彩瓷，是中国也是世界彩瓷工艺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釉下彩在明朝宣德之前，只烧成了釉下单彩或三彩而无法烧成釉下五彩。因此，醴陵釉下五彩的烧制成功，是我国陶瓷业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重大突破。由于釉下彩瓷的色彩隐于釉下，既特别鲜亮有不易磨损，虽历经百年仍鲜艳如新。当年醴陵釉彩瓷以其洁白如玉的胎质和柔和艳丽的彩绘，不仅驰名中外，成为当时世界上的一流瓷器，而且足以和景德镇最好的彩瓷分庭抗礼。笔者就有一件光绪年间烧成的醴陵釉下彩瓷笔筒，虽经百年，却仍然光彩照人靓丽如新。
　　醴陵处于湘东，清初广东人在醴陵山发现瓷土，创设瓷场。由于沩山瓷土质地较好，开采又易，几年之内，醴陵瓷业有了相当的规模。从清初到光绪中期，醴陵瓷业产量很大，供不应求。但工艺落后，所产瓷器都是日用土瓷。
　　1905年清政府官员熊希龄赴日本考察，见到了日本的釉下彩瓷，其艳丽的色彩使熊希龄非常喜爱，便萌发了在中国烧造釉下五彩的念头。
　　次年，清政府批准熊希龄呈文，拨库银一万八千两，后又召集商贾，在醴陵创办了湖南瓷业公司和瓷业学堂。瓷业公司聘请的彩绘艺人中，多为湘地书画名家，加上瓷业学堂速成班毕业的一批学员，还请了景德镇烧瓷艺人和日本瓷匠作知道。经过多次试验，终于在1908年光绪去世之前，烧制出色彩缤纷、晶莹润泽、清雅明丽的中国釉下五彩瓷。清宣统二年，南洋劝业日报曾发表过一篇评论醴陵釉下五彩的文章，其曰：“前年春，偶游湘中，见该省所出釉下花瓷者，不仅青、红两种，且千门万类，各尽其长，不禁惊奇叫绝……其色泽之鲜明、绘画之精致，更较前进步，且多新发明。紫色、黑色两种及釉下刷花，犹觉枝枝叶叶、秀色可餐，把玩之余，令人不思释手。”自1909年至1915年，醴陵釉下彩瓷先后四次参加国内、国际赛会，在武汉劝业会、南洋劝业会、意大利都朗博览会和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均获得金牌奖。对醴陵釉下新瓷取得的成功，当时举国若狂，各地来醴陵贩瓷者络绎不绝，风靡一时。
　　清亡后，军阀混战，1918年，湖南瓷业公司毁于兵火，仅仅出现20年的醴陵釉下彩瓷，自此开始停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于20世纪50年代，经前辈艺人吴寿祺主持，醴陵釉下彩瓷得以恢复生产。釉彩品种、绘画工艺题材内容等，均远远超过清末民初水平。现在醴陵釉下彩瓷，已经有100多种不同色相的色彩用于釉下装饰。工艺成熟使醴陵釉下五彩能够表现多种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的瓷画。
　　1958年春夏之交，醴陵陶瓷研究所为中央领导同志烧制称为“胜利杯”的带盖茶杯60件；1959年为人民大会堂烧制两批共600套主席台用杯。
　　几十年来，醴陵釉下彩瓷还造就了一批著名的彩瓷绘制大师。
　　醴陵釉下彩瓷，由于其特有的艺术品性，无论是初创时烧制的，还是在现代烧制的精品都有很高的收藏价值，特别是光绪、宣统年间烧制的作品，流传至今的不会超过几百件，光绪年间的就更加稀有了。
　　从观赏角度来说，由于其色彩上罩有一层透明釉，使其光亮如鲜。从收藏角度来说，由于釉下五彩瓷是直接在毛坯上作画，对画师技艺要求就非常高，由于是在高温下一次烧成，技术上很难把握，目前还只有个别瓷场能够烧制。
正是这种稀有性和难以仿冒的特点，即使是新作的釉下五彩精品也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民国初年或光绪末年的醴陵釉五彩瓷，以及吴大师等制作的现代作品更是值得收藏的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