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晚明至清乾隆是景德镇民窑获得空前发展的重要时期，其时欧洲诸国先后来到东方，大规模开展与东南亚诸国，特别是与中国的直接贸易。在欧洲、美洲空前广阔的海外市场的巨大需求和高额利润的刺激下，中国古老的手工业如丝织业和制瓷业等，纷纷获得了新的活力。在没有新的动力和机器的时代，除扩大生产规模外，就只有靠分工、再分工采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产量，降低成本。这就促使丝织业和景德镇刺瓷业终于发展到它们的顶峰一一工场手工业时期，其生产力也提高到人力所能达到的极限。明宋应星《天工开物》陶延：“共计一杯之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即是景德镇制瓷业精细分工的生动记述。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中国的物质文明史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史。因此研究人类历史上这一辉煌时期的我国的丝织品和瓷器及丝织业和制瓷业的遗存和有关文献，无疑极有意义。但是其时的丝织品多已朽坏，其手工业遗存也难以寻觅。然而，就景德镇制瓷业来说，其时的窑业遗存却极为丰富，且基本保存完好。欧洲现今传世的景德镇这一时期瓷器尚多达数百万件，当时的贸易档案仍被保存下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2、景德镇制瓷业在这三百年中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两落两起，既经历了原料危机与明末清初的动乱，也迎来了晚明的繁荣与康雍乾的鼎盛时期。其兴盛是诸多因素促成的。除了社会安定，国家实行对外开放的有利政策，广阔的内销市场以及巨大的海外需求，特别是欧洲市场的需求为景德镇制瓷业的迅猛发展提供了极有利的条件外，另一方面还与它拥有精密的分工，较先进的制瓷技艺和优质的原料以及具有极强的竞争意识，千方百计地与对手展开激烈的国际竞争，打败或成功地抑制对手有关。在重本抑末的封建社会里，景德镇制瓷业的繁荣和发展确实来之不易。
    然而在乾隆末(1794年)，由于有伤地脉，高岭山高岭土禁开(注30)，一夜之间，优质制瓷原料来源被切断。它不能再象过去一样，大量提供优质瓷器参与国际竞争。巧合的是，欧洲诸东印度公司大量的瓷器订货也到乾隆末为止。这表明欧洲市场对瓷质下降的景德镇瓷器缺乏兴趣，这便使原先受景德镇抑制的欧洲生产硬质瓷的工厂获得大发展的机会。乾隆以来，优质高岭土虽有开采，但规模不大，故优质瓷产量有限。它转而使用星子高岭土，以生产中挡内销瓷为主。由于内销瓷的利润不能与外销瓷相比，其效益大不如以前。嘉庆、道光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继续增长，但景德镇的陶瓷外销却不能与之同步，景德镇制瓷业的黄金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
    综观景德镇16—18世纪的外销瓷与制瓷业，其外销瓷生产兴旺，则景德镇制瓷业也随之兴旺；外销滑坡，则瓷业亦随之衰落。其艰辛，曲折的发展历程令人感慨。真所谓：“其兴也难，其衰也速”！
    3、这一时期的景德镇外销瓷最引人注目，最有影响的是被称为“克拉克瓷”
(或”加橹瓷”、“芙蓉手”)的万历~崇祯的青花瓷。器形主要是盘、碗、瓶、军持等。纹饰题材多为纯中国式的折枝花卉、吉祥纹样、禽兽、走兽和人物。常作开光或锦地开光式。嘉靖以前最为流行的缠枝纹样反而少见。其繁缛的装饰，细密的水路及新颖的郁金香纹样又具有异国情调。克拉克瓷一面世，即受到欧洲贵族的喜爱，由于畅销，且利润高，所以各类仿克拉克瓷也大量涌现。
    通过上节的考察，我们可以大致作如下区分：
  a、景德镇窑高档克拉克瓷：以高岭山优质高岭土(以土膏形态赋存的次生高岭土或伟晶岩的风化物)掺合瓷石制作。器壁薄腻，胎骨洁白，透光度好，青花呈色兰翠，优雅、明快、绘制萧洒生动，完全可以和明清官窑最佳瓷器媲美。其烧制年代，约在万历30年高岭山优质高岭土开采以后(《高岭土史考》定为万历20年，似太早)。日本平户荷兰商馆仓库遗址出土，其相对时代约在l609一l0年的洁白透光的优质白瓷，亦可归入这类高档瓷内（注31)。
  b、景德镇窑中上档克拉克瓷：器壁较高档瓷稍厚，透光度较好，胎骨较白，青花呈色较高档克拉克瓷稍淡或清亮沉静。绘制亦老练，生动。这类中上档克拉克瓷系采用吴门托出产的高岭土或高岭山一般的原生高岭土(粘性较以土膏状赋存的优质高岭土差一些，铝氧含量也要低一些)掺以瓷石制作，其年代亦应在万历初至万历l0年或万历30年以后。
  c、景德镇万历30年以前的中下档克拉克瓷(包括旧金山Colden Hind号沉船所载景德镇克拉克瓷及更早一些的克拉克瓷。如广昌万历元年纪年墓出土克拉克瓷(注32)可靠的话(甚至可以早到隆庆)系采用麻仓及高岭以外所产的原生高岭土一一“假(官)土”，掺以瓷石制作。由于其粘性和铝氧含量较以上二者稍低一些，故其器壁相应要厚一些，白度亦要低一些。其青花的呈色有介于回青与石青之间者亦有与中上档克拉克瓷一致者。
  d、福建仿景德镇克拉克瓷：如本文第二节所述，其胎骨较景瓷粗劣，成型工艺也有所不同，其足端及足内有溅釉痕并粘有砂粒，青料的呈色也不如景德镇克拉克瓷，有明显的精粗之别，较易区分。
  e、江西广昌县近年出土了一大批有缺陷的仿景克拉克瓷盘，窑址尚有待发现(注33)。其兴衰原因应与福建平和等窑相似。这类瓷盘，肪的白度，透光度，釉的亮度，青料的呈色多不及景瓷，倒与国外某些仿克拉克瓷的产品有相似之处，故冯先铭先生认为其“风格有异国情调，兼有传统装饰”“有着自身的特点”(《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中国明清瓷器》《江西文物》1990年2期)。
  f、日本仿景克拉克瓷：日本伊万里、有田窑仿景克拉克瓷达到了乱真的程度，所以能在欧洲风行一个世纪。17世纪中叶伊万里瓷几乎完全按中国样式生产，所以l655年(或此后不久)荷兰人向有田订烧瓷器应该是持景德镇克拉克瓷为货样的。但年复一年地生产下去，其局部纹样也渐渐发生了变化，成为具有日本风格的仿景克拉克瓷(注34)。如前所述，其瓷胎的铝氧含量较景德镇高档瓷低，烧成温度也相应低一些，釉面的白度不如景德镇高档外销瓷，器壁也要显得稍厚一些，但透光度比较好。
  g、欧洲仿景克拉克瓷：17l0年德国的迈斯森作坊即仿克拉克瓷的造型与纹样生产硬质瓷，此后西班牙、荷兰、英国竟相仿制，由于采用三元配方，这些仿品的瓷较景德镇克拉克瓷更优，烧成温度更高。但其釉薄而匀，缺乏景瓷石灰碱釉的润泽和白里泛青的玉质感。青料的呈色亦不如景优雅沉静，色调富于变化，其画风与景瓷相去甚远，有明显的异国情调。
  h、景德镇仿伊万里、迈斯森克拉克瓷：景德镇窑为商业竞争，对仿景克拉克瓷的伊万里、迈斯森瓷进行再仿制。其纹饰经过“变异”和“再变异”，有些已面目全非。但此时已是康熙中后期，景德镇的这些仿品，不论所绘如何，因其青料为优质浙料，混水技法高超，色阶丰富，明快莹澈，犹如鱼鳞片般层层相叠，具康熙青花典型特征，故不难鉴别。
  i、仿景克拉克瓷的还有欧洲的费恩斯薄胎陶器和伊朗的仿瓷陶器，它们反映了其时欧洲和西亚对克拉克瓷的迫切需求。
  4、万历时的官窑器是有明一代宫窑中瓷质最差的。它与万历以前采用“假土”(原生高岭土)加瓷石制作的中上等民窑器，没有质的区分。另一方面，约在万历11一30年，民窑瓷质明显下降，粗瓷产量急增至80%左右，这与万历时社会安定，生活富裕，经济繁荣不吻合。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隆万时，厂器除厂内自烧官窑若干座外，余者已散搭民窑烧”(兰浦《景德镇陶录》)。也就是说，万历11年以后在官土(以土膏状赋存的优质高岭土)已枯竭的情况下，继续维持烧造的官窑，除了强取民窑使用的“假土”(麻仓以外所产的假官土—原生高岭土)中质量相对好一些的原料外，还要民窑承担官窑坯件的烧造任务。民窑较好的原料被官窑垄断，窑室中能装烧中上等瓷器的好窑位被御器厂霸占，于是民窑就只能利用较差的窑位烧造烧成温度偏低的中次等瓷器，以增加产量，薄利多销来获取利润.当时中上等瓷器约占总烧造量的20%左右(就装烧中上等瓷器的瓷垫饼进行统计)，但在窑址堆积中罕见中上等瓷器的废品。这也许是因搭烧官窑瓷坯．无论烧出正品还是废品，都得全部交还御厂核实，销数：其时朝廷派太监四出征税，聚敛钱财，矿税太监潘相对景德镇制瓷业横征暴敛，连次等青花料也不放过。制瓷业这时已进入工场手工业时期，封建专制王朝的种种榨取主要是针对代表新兴资本主义势力有钱的作坊主;所以万历30年火烧御器厂的“民变”实质上是在武昌、苏州“民变”的基础上，新兴的资本主义势力对封建王朝的再一次造反。
   5、由于欧州人喜爱色彩瑰丽的瓷器，康熙~乾隆时，欧洲市场上的珐琅彩、墨彩瓷的价格要比同类青花器高出四倍。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与官窑的影响下、景德镇引进欧洲的珐琅彩，并将其改造为更适合工匠彩绘的“粉彩”。同时还引进了西洋画法。由于丹麦、瑞典、荷兰、英国、法国人都抢购彩瓷，为满足外商的急迫需求，景德镇瓷商贩运白胎瓷至广州设厂加工釉上彩，于是遂有“广彩“的出现。
     由于粉彩柔美，艳丽，雅俗共赏，且粉彩颜色不透明，有利于遮盖瓷器上的疵
点或缺陷，提高了一级品率，所以它出现以后很快便取代部分青花装饰，成为景德镇艺术瓷的主要装饰形式之一，并使景德镇瓷器进入彩瓷时代。
   粉彩的流行还使景德镇制瓷业的分工与组合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清代中后期，景德镇街头巷尾无处不是绘画釉上彩(主要是粉彩)的“红店”，形成家家彩瓷，处处烧炉（粉彩烤花炉)的繁荣新局面。这种家庭手工业形式的“红店”和工场手工制瓷业的结合，使景德镇的生产潜力发挥到了极限。在与熊海堂同志谈文化交流理论时，他认为，异文化之间生活用品的外观模仿属于文化的表层交流，只有人的思想与技术的交流才是深层次的、高难度的，并给吸收者带来质的变化和发展上的飞跃。欧洲和景德镇珐琅彩粉彩技术的交流，是一种可读性技术(不需要技术者之间直接的传授便可以传摩仿制)的间接交流。它虽没有使景德镇制瓷业发生根本的变化，却使景德镇瓷器在外观上一改旧貌，给这个手工业城市的人们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并促使其向工艺美术城市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