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福建平和等窑：

    1991年6月接薛翘先生来信，得知在文物普查过程中．福建平和县山区发现了仿晚明景德镇外销瓷的窑址，产品 主要为青花瓷及釉上红绿彩瓷 。并得知这类遗址已发现十几处，均有一定规模。经初步比较，发现它们与景德镇同期产品有如下不同：
 a、平和窑碗盘的成形工艺特征是先旋挖圈足,后施外壁釉。但景德镇晚明瓷器却是先施外釉，再旋挖圈足，成型工序刚好相反。故平和窑碗盘圈足端面及足内多溅有釉汁(施外釉溅上的)，而景德镇瓷器的圈足端面无釉，其足内或满釉或完全无釉。精细瓷器足内满釉是旋足(或写款)后，向足内注入少许釉浆，轻而匀地将足内荡满釉汁并将多余的釉倾出，景德镇坯房称这一工序为“促釉”。平和窑不见“促釉”的器物。
 b、平和窑碗盘施外釉是采用泼釉或浇釉法，即一边浇泼釉浆，一边使外壁向上的坯件快速来回转动，以使釉浆分布、吸附均匀。有趣的是，在景德镇只有生产瓶罐类的琢器坯房是采用这一施袖方法的，操作者几乎全为抚州籍或丰城籍陶工。至于景德镇晚明碗盘施外釉的工艺，宋应星《天工开物》“陶延”的插图画得非常细致：陶工用一带斜钩的细长棒托住坯件，另一手扶按碗(盘)心，在釉浆捅内一沉即起，其下沉时要求釉浆刚刚浸齐口沿，但碗(盘)内不能让釉汁流入。以这种方法施外釉，器物外壁釉层不但均匀而且不会有溅釉痕迹。
  c、景德镇碗盘上外釉旋挖圈足后，还有个将圈足外沿旋出一道细窄无釉的斜边，俗称“倒角”的工序。这样，即使将碗盘直接放在砂渣上烧成，其足外沿也不易粘上太多的砂粒。至于讲究一点的瓷器，则将其圈足的端面“倒”成泥鳅背一样，再放在瓷泥垫饼上焙烧，砂渣铺在垫饼之下，不和瓷坯接触。
    但闽仿景晚明瓷器旋挖圈足时，没有“倒角”这一工序。由于足端溅有釉汁，在高温下会和垫饼粘连，所以也不可能使用瓷泥垫饼焙烧。
d、景德镇窑为使碗盘尽可能少粘砂渣及增加窑内的空间堆迭密度，装匣时还使用了一个剖面为“凸”形，俗称“渣罗”的瓷质工具(照  装坯前先用带把的圆瓷饼一一“渣罗”将匣底砂渣摩砑成平平的一层，制品直接放在平匀致密的渣垫上烧成，至多只会在圈足外沿粘上少许细砂，足内釉面是不可能粘上砂粒的。闽 晚明仿景瓷窑由于没有使用“渣罗”这一装坯工具，陶工们装坯时是先撮砂入匣．再将碗盘坯件直接放置在不太平整的砂渣上，其足内溅有釉汁处当然会粘上砂粒。既影响美观，端拿时也会产生不快感。
    景德镇窑使用“渣罗”这一装坯工具还与使用瓷泥薄垫饼托烧瓷坯及降低瓷器的变形率有关。因为如不将砂渣砑平，装匣时瓷坯易将瓷泥薄垫饼压破，焙烧时瓷坯收缩，也易倾侧变形，甚至粘匣造成废品。
  e、闽仿景晚明瓷器，胎骨或疏松泛黄，或致密泛灰。其疏松泛黄说明原料含铁量较高(约在l%以上)且使用氧化焰烧成。其致密泛灰说明系采用还原焰烧成，但原料中含钛量比景德镇的高。由于其原料含铁、钛等杂质较高，所以无论其采用氧化焰还是还原焰焙烧，其瓷胎都不及景德镇窑中档瓷器。
  f、从王宗沐派对嘉靖时官窑回青流失民间，造成官窑瓷器与民窑青花瓷难以区分甚至无法区分的局面，发出“其制无复分”的哀叹，我们可以得知：在晚明，青花瓷使用哪类青料绘制，呈色如何？是区分宫窑与民窑或民窑上、中、下三档瓷器的重要标准之一。 景德镇窑高档青花瓷在嘉靖至万历初使用的是回青加石青配制的高级青花料，万历中后期至崇帧使用的是发色幽雅兰翠的浙江青料。闽仿景诸窑在青花料的使用上不如景德镇窑讲究．由于其制瓷原料相对粗劣，作坊主不可能花高价购买昂贵的高级青花料用于中下档瓷器彩绘，所以闽仿景青花瓷一般呈色灰淡或灰暗，不如景德镇青花瓷明快、莹澈，福建仿景晚明瓷窑的兴起与海外市场的需求及其占据地理之便有关。正德嘉靖时倭寇大规模的武装走私贸易使月港一带成为走私货物的集散地。倭寇被剿灭后，隆庆开海禁，月港被辟为官港，年收税银三万两以上(注22)。这儿的货物除销往日本、马尼拉等地外、还由葡萄牙人直运欧州。在广阔的海外市场刺激下，临近月港的平和等窑得以兴起。万历11一30年，景德镇民窑面临原料危机，不能提供大量的优质瓷器满足欧洲及美洲(通过有东方威尼斯之称的马尼拉再转运美洲)的需求。针对景德镇生产的中下档瓷器，平和等窑大量仿制，展开激烈的竞争，并得以发展。万历32年以后，景德镇窑解决了高岭土危机，其瓷器量大质优并相对廉价，给福建仿景窑场以莫大的打击。天启时荷兰人在月港至马尼拉航线上拦劫葡萄牙商船并封锁马六甲海峡，给闽仿景诸窑以再次打击。但此时日本侵朝战争结束，原来几乎中断的中日贸易又逐渐恢复起来。经日本政府允许的“朱印船”也满载日本的白银到东南亚一带贸易(注23)，当时的日本市场对瓷质要求不高，于是闽沿海生产外销瓷的窑场便大量生产符合日本审美趣味的青花、红绿彩等瓷器。“天启赤绘”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量进入日本。福建诸窑虽然以鲜艳的釉上红绿彩转移了人们对其粗劣瓷质的注意力，并开拓日本市场，又一次渡过危机，但明末清初的沿海拉锯战却给它以毁灭性的打击。1683年郑成功的孙子降清，清廷收复台湾，重开通商口岸。这时日本伊万里瓷不但量大质优，且青花、彩瓷俱佳，福建诸窑不能望其项背，所以至多只能维持小规模的生产。当时除闽仿景诸窑外，广东沿海的窑场甚至香港新界的瓷窑亦纷纷和平和等窑一样，生产仿景德镇的外销粗瓷，销往马尼拉等地。其窑业的兴衰当和平和诸窑相似。

2、日本伊万里窑：

    文禄、庆长之役后，朝鲜陶工李参平等来到日本，在有田发现了瓷石矿。烧造出可与景德镇瓷媲美的伊万里瓷器。由于明末清初的战争动乱，外销瓷来源几乎断绝，而欧人又急需购买景德镇瓷器。此后伊万里窑便大量模仿景德镇瓷器的造型、纹样，生产景瓷代替品投放欧洲市场。l7世纪末一l8世纪初，伊万里瓷器在欧洲风靡一时，但售价偏高(注25)。为与伊万里竞争，约从l7O0年起，景德镇对仿景外销的伊万里瓷器进行再模仿(注26)。这些质优，相对价廉的仿伊万里瓷投放欧洲市场，无疑给日本伊万里以致命的打击。
  从工艺角度来看，l8世纪的日本陶工在装烧大盘时，为防止丘其焙烧时发生“塌底”的毛病，或将其圈足的直径缩小(如“锅岛烧)，或使用几个支钉在盘内起加托作用。由此可知其时的日本瓷器胎中的铝氧含量不会太高，其正烧温度比景德镇高档外销瓷略低，烧成范围也比较窄，窑址上因过烧或微过烧而造成的废 品多。
    据熊海堂先生考察研究，l7世纪一18世纪中叶，伊万里瓷仍采用朝鲜落后的技术烧制(注27)。其窑具不用耐火土而是使用瓷土制作，不但成本高，不耐用，而且因其高温荷重软化点比较低．不能充分利用窑室内的空间尽可能多地堆摞装烧瓷器（一般只能堆摞三、四层)。既浪费了大量的窑室空间和燃料，废品率也比较高。其生产成 本自然比景德镇瓷器高得多。至l8世纪中叶，有田地区的柴草资源日益枯竭．奋斗了一个多世纪的有田瓷业，终于陷入内外交困的艰难处境，日本政府不得不下令对窑业进行整顿，压缩(注28）。在与伊万里瓷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激烈国际竞争中，景德镇窑再一次以其量大质优，成本低取得了竞争的胜利。

3、欧洲于l7O8年发明了以高岭土、长石、石英“三元配方”烧制硬质瓷。

   l7l0年迈斯森作坊仿景德镇瓷器的造型、纹样生产的硬质瓷在欧洲收到欢迎，并很快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景德镇作坊主象对待伊万里瓷一样，又瞄准仿景的迈斯森硬质瓷进行仿制，并在欧洲作为真迈斯森出售(注29)。景德镇瓷对迈斯森瓷的冲击，必然使其售价下跌，一时难以得到迅猛发展。

4、江西乐平华家窑：

    嘉靖l9年浮梁大水，20年岁饥食。景德镇作坊主趁机不付乐平籍陶工的工资，引起械斗，最后“尽遣逐之”。乐籍陶工为了生存“遂行劫夺”(《明实录》)。湖田窑离乐平最近，首当其冲。这次事件加速了湖田窑的衰落，也促使了景德镇制瓷业因工场手工业发展的需要向市区集中的进程。返回乐平县的陶工因人数太多，没有生活来源，是社会不安定的因素。负责处理这一事件的上级官员便决定在乐平设立“永靖”、“嘉兴”二镇，烧造瓷器。其生产工艺虽然全套照搬景德镇的，但由于乐平境内缺乏优质高岭土，其产品只能达到景瓷中下档甚至下档的水平。《乐平县志》“城池”条亦载：“永靖镇、嘉兴镇，府志以上二镇，因明嘉靖庚子(1540年)浮梁扰攘，奉上司创立。然水土不佳，嘉兴寻废，永靖虽存，瓷多粗恶，而岁亦渐替矣”。
    江西省博物馆《江西乐平明代青花窑址调查》告诉我们：华家窑堆积最丰，制品除有“大明年造”“万福攸同”“富贵佳器”“长命富贵”“福”“寿”等题记外，还有写“永靖镇造”款的。其产品为碗碟盘盅，纹饰有人物、马、八卦、折枝、缠枝花卉、变形梵文、鱼、蟹、免、菊、牡等。其附近的匣厂窑和张家桥窑(嘉兴镇)规模不及华家窑，产品则与其大致相同。
    华家等窑产品粗劣，只夺走了景德镇的部分内销市场，对其外销并无影响。在与景德镇窑的竞争中，它必然走向衰落。至万历，由于景德镇制瓷业进入工场手工业时期，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特别是有一技之长的陶工“镇上佣工每日不下数 万人”(王世懋《二酉委谭》)，而嘉靖时的械斗早已被人们淡忘了。约至万历后期，华家窑再也无法坚持下去，其陶工只有重新回到景德镇才能谋求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