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窑瓷器发展的规律和贡献

1、 民窑瓷器发展的规律性特点

　　根据考古调查积累的资料判断，民窑瓷器发展的规律性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瓷器手工业作坊开始出现时，对瓷土等原料有很强的依赖性，主要是单家独户生产的手工业作坊，在出瓷土的地方建窑，生产民众日常生活用具，如碗、盘、碟、瓶、罐等类产品。随着生产的发展，有的作坊积累了比较雄厚的资金，技术力量较强，品种日益丰富，瓷器水平也比较高。资金和技术较弱的小作坊，产品单调，艺术水平低。瓷器是比青铜器、漆器、木器等任何材料制作的用具都受欢迎的用品，一个作坊建立起来，生产出大家都喜爱的瓷器，享有一定的名声，周围会有人来建窑办作坊，生产同类或相似的产品，形成巨大的瓷窑群。春秋战国和汉代的浙江杭州湾、宁绍平原的上虞、萧山、绍兴、余姚、宁波等地的原始青瓷、早期青瓷和印纹硬陶的窑群就是这样发展的例证。在绍兴富盛、萧山进化区等地，考古工作者发现规模巨大的窑址群有二十多处。以富盛竹园窑址群为例，面积在一万平米以上，用龙窑烧瓷，很多作坊有上下叠压的龙窑，已暴露的二处叠压竟五条之多。各家作坊都用这里的瓷土烧瓷，顺坡筑窑，即用龙窑烧瓷。龙窑的叠压说明烧瓷时间较长，只要条件具备，此类作坊会一代一代发展下去。西汉的原始青瓷，东汉的早期青瓷也是沿着这样的方向发展起来，江苏宜兴的丁蜀镇附近就发现了汉代窑群，浙江的金华、慈溪、上虞、宁波、湖南等地汉代瓷窑的发现情况也说明这一点。

　　由农业的副业发展成独立的手工业，中国历来是一个以农为本的社会，农业状况决定社会的繁荣和稳定，农业是经济的重心。社会绝大多数人是农民，制瓷工匠大多数来自农村，一般民窑多以农业副业的形式出现，规模不大。这些作坊往往是陶器和瓷器同时生产。考古发现的商代晚期的瓷窑，也就是最早的龙窑遗址资料显示，原始青瓷生产不多，普通红陶、灰陶和印纹硬陶器物占很大比例。在以后发展的岁月中，陶器和瓷器逐渐在不同的作坊里生产，瓷器成为社会上高级生活用具，瓷土的开发、窑炉建筑、釉料的配制、拉坯、装饰等工序都向科技含量较高的方向发展。制陶作坊仍然向广大民众提供廉价用具，尽管制陶作坊也可以发展成规模较大的作坊，但工艺要求一直都比较低。这样越来越多的制瓷作坊也就脱离农业，向独立手工业方向发展，与城镇市民生活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密切。到三国两晋南北朝，瓷器生产在南方得到广泛的发展，由长江下游的浙江、江苏、安徽、江西向福建等沿海地区及长江中、上游地区发展，北朝时期的北方也建立了自己的瓷窑体系。这个时期的瓷器生产，突出的表现是地域宽广，品种增加，瓷器用具广泛应用在饮食、盛物、祭祀、陪葬、文房、陈设、豪门贵族高大建筑的排水接水设施等领域。在这个历史时期制瓷工艺提高很快，尤其是实用和美观方面深受好评。青铜器、漆器、陶器等日常用具落在青瓷后 面，瓷器在生活中的作用大大增强，在中国文字上第一次出现“瓷”字。将“次”（表示读音），“瓦”（表示泥土制作的本质）结合起来，给予这种坚硬、有釉、美观用具以名字，在本质上就与陶器截然不同了。从晋人开始有人用写诗加以歌颂，例如晋人潘岳在《笙赋》中写道：解严颜，擢幽情，披黄苞以授甘，倾缥瓷以酌。瓷器生产最发达的浙江金华地区，已经发明化妆土工艺来掩盖胎体的粗糙，增加釉的明亮程度。这一技术在青瓷工艺进一步提高之后就不用了，而北方许多民窑则继续广泛采用。

　　物尽其用是民窑瓷器发展的基本原则，各地制瓷作坊将采来的瓷土，精细原料制作高档用具或陈设艺术瓷，粗料作粗瓷，下脚料则用来生产黑瓷，因为黑釉掩盖能力强。这些档次不同的生活用瓷，价格有高有低，能满足广大社会不同阶层的需求。这种物尽其用的作法反映民窑工艺能力的提高，因为不同品种的瓷器都要求不同的科学知识，并不是不费力就可以作出来。比如青瓷、酱色釉瓷和黑瓷在胎、釉配方和烧成气氛的控制上都有不同要求，都要求以科学技术作基础。随着岁月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各个品种都在提高。到东晋时期黑瓷已经不满足于用下脚料来制作，水平大大提高，和青瓷一样进入艺术瓷的领域。元明清以后发展起来的官窑占有最优质的瓷土、配釉原料、技艺高超的工匠，同时宫延积累历代最好的工艺品和外国朝贡的艺术珍品可供参考。有皇帝最欣赏的艺术家来参与创作，包括器形设计和装饰绘画。不惜工本，瓷器作得豪华、典雅、新奇、甚至精美绝伦，代表了一个时代瓷艺的最高水平而备受人们的称赞。这些绝世的优秀之作也为民窑模仿。但是，官窑的发展方向是向宫延艺术的方向发展，代价很高，做不到民窑那样精打细算，物尽其用，而且高高在上的气势让人可望而不可及，精美富贵的品质庶民百姓不好使用，不可能在社会普及，其工艺很难推广。民窑则贴近庶民生活，质朴亲切，这些因素使民窑工匠受约束少，创作思路比较活跃，优良的工艺技巧能代代相传，民窑和官窑一样能体现民族工艺的精神。

　　民窑发展要以社会经济状况为依托。民窑的生产活动是社会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农业形势好，社会安定，商业流通好，就能收回资金扩大再生产，社会风气中的某些嗜好如饮茶、斗茶、饮酒风气也在各阶层广泛兴起，对瓷器生活用具提出了更多更高水平的要求，民窑生产由此得到相当好的发展，所以民窑生产带有很强的商品性质。这个变化在窑址调查中看得很清楚，一个窑系开始的时候窑场主选择的地点最注意的是瓷土原料，例如北宋时期的龙泉窑，规模大，就在有瓷土的矿场附近建窑，但大多数窑场还是就地销售产品。因为这个时期浙江东北部靠海很近，越窑青瓷还在大规模生产，艺术水平很高，在市场上占有较大的份额。而当时龙泉青瓷工艺不够成熟，在封建商品经济中还不重要。在浙江以外地区发现北宋龙泉青瓷很少，在海外各国几乎没有出土。由此可以看出龙窑修建围绕瓷土而定。南宋时期，城市发展，市民经济活跃，饮茶斗茶饮酒风气更盛，各地经济交流加强，政府鼓励海外贸易等因素的促进之下，龙泉青瓷商品意识明显增强，生产提高也很快，考古调查发现窑场建立比较注意交通，一些重要窑址靠近大路或溪流旁边，和主要运输水道瓯江联系密切。很清楚窑场主已经把选择原料和交通运输放在同等重要地位，龙泉青瓷生产进入很活跃的时期，青瓷的质地、制作工艺和艺术水平大幅度提高，如薄胎厚釉，有美玉一般质感的粉青、月白、梅子青、翠青、虾青、蟹壳青、鹅皮黄、灰青釉等不同档次的产品大量生产出来，改变了龙泉青瓷创业初期那种一览无余单调的玻璃质釉。品种也极大丰富，有日常用的器具、陈设艺术瓷、文房用具、侍神用具、医药用具，鸟食罐、仿上古三代的青铜器和玉器造型以及专供某些地区需要的外销瓷等。在元代，海上贸易即陶瓷之路空前发展，龙泉青瓷生产数量猛增，考古调查中发现的窑址高出宋代三至四倍。从窑址情况分析，有规模较大的作坊，但大量的是单家独户生产的小作坊，有的小到只有一条窑，一块小平地搭建一个简陋工棚，粉碎练泥等活动主要在露天进行，也有规模相当大，工艺水平很高的作坊。元代龙泉青瓷有白胎、铁骨胎、厚釉如美玉的高档艺术瓷，而大多数是供庶民百姓使用的民用粗瓷，这些民用粗瓷水平也在提高。其他一些地区，如景德镇的青白瓷、福建德化窑的白瓷、青白瓷，同安窑的划花篦纹青瓷，广东西村窑、潮州窑的瓷器情况基本是一样的。作为大的在社会有广泛影响的民窑瓷系，它们的发展必须有：第一，经济必达的商业城镇作为它生产瓷器的集散地。第二，有便利的水陆交通线作为运输和销售的网络。这样，作坊主和制瓷工匠才会千方百计开拓生产领域，提高工艺技术，适应社会多方面的需要。在四川、甘肃等地，考古工作者也发现一些有相当水平的瓷窑遗址，由于不具备以上条件，经营规模不大，技术提高不快，生产越来越小，最终没有发展起来。相比之下元明清时期的官窑瓷器只对皇帝和宫延负责，脱离社会，往往随当时王朝的兴旺，统治者的提倡、追求，财政拨款充足而发展，也随王朝的衰败而凋落。

2、 活泼新颖的艺术品味

民窑瓷器的发展过程中，其艺术特点主要表现在：

　　第一， 浓郁的地方风情。民窑的地理分布宽广，长江以南、黄河流域的北方、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可以分出不同的窑系，产品有浓郁的地方特点。这些来源于民间的工匠就在当地生活学艺，一般不大四处流动，因此对当地制瓷原料的本质特点民众用瓷的情趣很了解，掌握的是当地的工艺传统。他们最知道作出怎样的瓷器才能有人买，符合市场销路。各地区的原料品质、风俗习惯、审美情趣和信仰都不相同。这些因素造成各地瓷窑体系形成浓郁的地方风情，例如唐代浙江的越窑青瓷，河北的邢窑白瓷，河南巩县窑的唐三彩釉陶和白瓷、黑瓷、湖南长沙窑的釉下褐绿彩，安徽淮南地区的寿州窑，四川的邛窑等。宋人的磁州窑、龙泉窑、耀州窑、临汝窑、景德镇窑、德化窑、建窑、定窑、钧窑等窑区域性的特点特别明显。

　　第二， 粗料细作。就原料的开采情况来看，有的窑场能开采到精细优质的原料，如景德镇的湖田窑，福建的德化窑等。大多数民窑就地取材，开采的原料不会很精细。但工匠通过顽强的劳动，粗料细作，生产出美观实用的作品，不但好用，而且能美化生活。宋金元时期北方最大的民窑磁州窑，用当地的大青土（即北方坩子的一种）作原料，它能学习定窑生产出一些细白瓷，但大多数是粗瓷，有白瓷、黑瓷、酱釉瓷和低温釉陶，广泛施化妆土，以划花、刻花、剔花、釉上彩绘、釉下彩绘、绿斑、褐斑、黑釉酱斑、白釉划花、黑釉划花、酱油彩划花、珍珠地划花、绿釉釉下黑彩、雕塑等技法，创造了许多纯朴、生活气息浓郁的作品，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有用精细如绣花针一样的工具线刻花纹；有在白釉层剔掉；有的一直剔到露出粗糙的胎面，使带釉的花纹部分和胎体色调形成强烈的反差；有的剔到露出洁白化壮土层，使主题花纹格外醒目，真是“以物写心，不为物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