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东汉晚期（公元二世纪）烧制出了成熟的青釉瓷器，到了唐代，全国的陶瓷生产有了更大的发展。当时国家采取了与民生息的政策，开发落后地区，沟通海陆交通，加强对外的文化交流和贸易活动，促进了全国市场的形成，陶瓷制品更加普遍地应用于社会生活中，并且大宗向海外输出。目前，全国南北方所发现的唐代陶瓷窑址空前增多，可见唐代陶瓷生产的繁荣程度。在这种形势下，为了区别各个窑场及其产品，而利于销售流通，便有了"窑"名，而在此之前，是不以窑名著称的。清蓝浦《景德镇陶录》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古陶惟自晋代起，东瓯、关、洛诸作，在当时原只须称陶器，故仍以"陶"代之。盖陶自唐而盛，始有窑名也。"《唐代肆考》也有"至唐始著窑名"的记载。由于当时人们还末能正确地认识陶与瓷的分类标准，所以这里的"陶"当亦指瓷器。

　　综观唐代以来关于古窑场和古陶瓷器的命名主要有下列方式：
1、冠以所属州县或具体所在地名--越州窑；
2、以窑主或督陶官姓氏命名--唐（英）窑；
3、表明经营性质--官窑；
4、以帝王年号命名--永乐窑；
5、以产品命名--龙缸窑；
6、以陶瓷商品集散地取名--九江瓷。
7、市肆间俗称--虾蟆窑。

　　如此命名，繁乱之极。古籍记载只重官窑，民窑则不见经传或只有只言片语；加上历史行政区的变迁，都给我们对古陶瓷的研究带来了不少的困难。而正是这些不见于经史记载，在这古老的土地上盛衰更迭的民间窑场，以其惊人的创造和绝妙的表现技巧，以及富于时代特征与族风格的制作，构成了蜚声世界的中国陶瓷的主体。

　　随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建立，特别是解放后三十多年陶瓷考古的发展，我们取得了大量的确证材料，不仅对过去许多争论不休情况不明的窑场面目逐渐有了清楚的认识，而且对窑场的命名方法也已慢慢趋于一致。但是，使用正确的窑名及产品名称迄今未能在社会上引起足够的重视。其实这并非小事，因为清晰准确的概念和严格的科学逻辑性在陶瓷研究工作中，同样是重要的。与其争论不休，不如肇正其名。

　　关于"广窑"的称谓及其实指内容，历来就有很大的差异。在某些方面来讲，它所指代的内函比其它窑场的称名更显得杂乱。如果说过去由于历史条件所限，人们分辨不清是于理可谅，在今天，我们就应舍其荒廖，取其合理了。

　　"广窑"-词目前能见到的最早记载，是在清康熙年间，清人王棠在《燕在阁知新录》卷二十五中曾载："广东窑、出潮州府，其器与饶器类。"其后，程哲的《窑器说》、蓝浦《景德镇陶录》、陈浏《陶雅》、许之衡《饮流斋说瓷》、刘子芬《竹园陶说》等书均有记述如下：

　　"广窑，始于广东肇庆府阳江县所造，盖仿洋瓷烧者故志云："广之阳江县产瓷器。"……，惟精细雅润不及瓷器……。"（《景德镇陶录》卷七）

　　"广窑，宋南渡后所建，在广东肇庆阳江，胎质粗而色褐，所制器多作天蓝色，惟不甚匀耳。"（《饮流斋说瓷》上册·说窑）

　　"广窑在粤名曰石湾，盖南海县佛山镇之一村名也。自明时已迁于此。"（同上）

　　"广窑也者，仿均之浅蓝者也。"（《陶雅》卷上）

　　"陶说初无所谓广窑，老于厂甸者，相传以乌泥胎骨蒙罩灰兰淡色之釉者，劂为广窑。"（《陶雅》卷下）

　　"嘉道间，鸦片烟馆始设于广东，馆中所用茗具皆画以洋彩。……或曰广窑也，非景德镇所制。审其言，实则粤人所称之河南彩，或曰广彩者……，盖其器购自景德镇，彩绘则粤之河南厂所加者也。"（《竹园陶说》）

　　从以上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过去所说的"广窑"所指的窑场有潮州府窑、肇庆府阳江县窑、南海县石湾窑、广州河南厂；时间包括宋、明、清、民国时期。所产窑器有"与饶器类"、"仿洋瓷烧者"、"乌泥胎骨蒙罩灰兰淡色之釉者"、粤人所称之河南彩，或曰广彩。结合大量的陶瓷考古发掘资料看，情况又如何呢？

　　明清两代的潮州府，属广东省，辖海阳（今潮安县）、丰顺、潮阳、揭阳、饶平、惠来、大埔、澄海、普宁、南澳、汕头，这里历来是广东省境内重要的瓷器产区，自唐以来的千余年间，先后开设许多窑场。唐至元代时期主要生产青釉瓷器，当时著名的窑场有潮安笔架山窑，明清时期我国的青花瓷器风靡世界，而以景德镇窑的青花瓷为最。粤东地区为适应市场需要，且有瓷土原料和交通运输之便，也转而以生产青花瓷为主。近年来，广东省广泛开展文物普查，根据实地调查及已发掘的情况来看，饶平、大埔、平远、揭西、惠来等县境内的明清窑场都是以生产青花瓷为主的。由此可见，所谓"与饶器类"的产品应指的是青花瓷。

　　关于阳江县宋代窑场，按文献记载其产品"胎质粗而色褐，所制器多作天蓝色"，而从阳江县石湾宋代窑址的发掘中所得标本却并非如此。当时窑场的产品胎色有白、灰二种，瓷土制坯，胎质精细，其烧成温度比同期的佛山石湾窑要高（佛山石湾窑的烧成温度为1000-1150℃），釉色有白、影青、青、酱色、酱黄、而以白釉居多，可见其记载之谬。
从文献记载和实际对照来看，"广窑"所指多为今之佛山石湾窑，但佛山石湾窑并非在明代自阳江县迁来，这一点已从考古发现中得到证实。而"以乌泥胎骨蒙罩灰兰淡色之釉"的产品，应是佛山石湾窑在明代的制作。

　　另外，"广窑"即"广彩"的指称也是不妥的。所谓"广彩"，历来是使用别处窑场的陶瓷胎，按定样来绘画纹饰，所以其生产只能视作加工性质，不能认为窑场出品。从其历史发展来看，"广彩"使用的陶和瓷胎，有白胎也有色胎，产品也不单来自景德镇。据了解，"广彩"大件异型的产品基本上都是使用景德镇瓷胎，而其它如斗婉、甬壶、札壶、江盅等所谓的"饭货"产品，则用广东饶平大埔等地的瓷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则大量使用日本瓷胎，如各款平碟、茶具、餐具、杯碟等。现在使用的瓷胎产地更广，除本省的以外，尚有江西、湖南、河北等地制品。除使用瓷胎外也使用陶胎，这类陶胎多数是佛山石湾窑生产的。茶具一类产品，由于过去石湾窑很少制作，所以就采用广西钦州出产的紫砂陶器来加彩。

　　由此看来，"广窑"一词不是指某一个特定的窑场，亦非指某一窑系。它所指代的窑场或产品，不但跨越了不同的时代，更主要的是和窑场的真实情形相悖。"广窑"的名称用以指代窑场，则可指潮州窑，又可指肇庆阳江县窑、佛山石湾窑；用于指代制品，则可指青花瓷，又可指灰兰釉器、加彩器、青釉器等。这种笼而统之的称谓，未免含混不清，从中看不出其内涵的特色，打不到其间差别或联系。而任何一个专用名词都必须有特定的含义，不能既是此又是彼。如越窑、邢窑、建阳窑，用以指代的产品都各自为一个类型--越窑是青釉器、邢窑是白釉器、建阳窑是黑釉器，虽然它们同时也生产一些别的品种。当用以作为窑场的称呼时，则是指一个主要的窑场或其与多个由于产品风格相近似的窑场组成的窑系。一般来说，在地域上是连成一片的，如越窑，指的就是浙江省东北部杭嘉湖平原一带，以余姚、上虞、绍兴等地为主的窑场，时代虽有跨越，但却呈现出承前启后的变化。
如果说，"广窑"可作为广东省历代窑场的统称，我认为这也是不妥当的。三国时期，吴国在孙权黄武五年（公元226年）把当时的交州东部地区划出，设立广州，辖南海、苍梧、郁林三郡（相当于今广东省除雷州半岛和海南岛外的全部地区和广西省梧州市一带），"广州"之名始见于记载。但这并非指"广州城"，而是一个行政区域，其州治在番禺（今广州市）。隋仁寿元年（公元601年）广州改名番州，唐初复称广州，唐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置岭南道，辖境为现今广东广西两省和越南北部。宋淳化年间（公元990-994年）置广南路，其地域相当于唐代岭南道，至道年间（公元995-997年）分置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简称广东、广西，是为广东得名之始。元代设广东道广州路，隶江西行省，广东道辖境和宋代广南东路相当。明清两代设广东省广州府。现今的"广州市"历史上曾称"楚亭"、"五羊城"、"南武城"、"任嚣城"、"赵佗城"、"番禺"等，是历代省、道、路、州、郡、府冶所在地。辛亥革命后，废府，1918年设置广州市，这才正式出现"广州市"一名。由此可见，不能以"广"字单代称今广东省区域，也应包括今广西省，因此，以"广窑"来统称广东省历代窑场的说法是欠妥的。

　　现在，随着文物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对许多新发现的古代窑场定名都是取名于其所在地，再冠于所属的市县、镇名，这种方法已在全国趋于一致，自然是好的现象，但对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些习惯的称呼，有谬误或易导致混乱的定名亦应加以改变，以求一律。对于"广窑"一词的使用，个人认为似以取消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