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一方面是文人学士的有利建议，另一方面是长期对生活的细致观察，使得鸣远制器，真正体现了“眼高手高”，达到至今也无人超越的境界！鸣远壶上的刻饰，亦是极精极致，充分体现了工艺品与高雅艺术的完美结合。如鸣远制曹廉让刻饰“天鸡酒壶”、“东陵瓜壶”等，都是壶与刻饰天衣无缝的完美之作。鸣远与文人的结合，堪称紫砂史上的伟大创新。

　　鸣远而后，陆续有很多紫砂艺人试着与文人结合制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陈鸿寿与杨彭年的合作了。陈鸿寿，清乾隆、嘉庆间著名文人，“西冷八叟”之一，字子恭，号曼生，以号传。杨彭年，清嘉庆、道光间制壶名手。

    陈鸿寿与杨彭年的合作，是很具体、比较深层次的合作。陈鸿寿不仅在杨彭年的壶上题诗刻画，还直接参与了紫砂壶定型、制作。他把根据自己创作想法的壶型绘制出来，请杨彭年制作，并在壶底打上自己的“阿曼陀室”印章，使壶从一般实用提升到了艺术欣赏的高度。
 
    一把“曼生壶”，全方位体现了“诗、书、画、印、艺”，而且壶型对壶铭，壶铭对刻画，充分达到了切茗、切壶、切情境界。可以说，“曼生壶”是真正意义上的文人壶。到了清末，由王东石、何心舟等人制作，胡公寿、任伯年等人参与的玉成窑作品，当然也是极尽文人意味，但由于社会动荡、战火连绵，终于没有成为一枝奇葩而流传下来。

　　近代的紫砂制作大师顾景舟，亦有着相当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并爱好书画。40年代，他通过铁画轩二代传人戴相民介绍，结识了一批在上海有影响的书画家，常与他们往来、切磋，探讨艺术并合作，如江寒汀、吴湖帆、来楚生、谢稚柳等人。至今仍有一件石瓢壶流传于世，为顾景舟制，吴湖帆、江寒汀画，并由顾景舟亲自镌刻。相传，同式共做了五把，分送五人。可惜，如今我们只能见到送给江寒汀、“药城”先生和吴湖帆的这三把了。另两把想来应该是顾老自留一把、戴相明一把，却无踪可觅了。

　　纵观历史，从明代时大彬到近代顾景舟，一代代的紫砂艺人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心灵手巧，与历代优秀的文人书画家合作了一件又一件的紫砂艺术珍品，使得紫砂艺术这朵工艺美术领域中的奇葩，一路绚烂、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