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碗礁一号：透露外销瓷的秘密
“碗礁一号”沉船的年代虽然更晚，但是沉船装载的货物中都是景德镇清代的瓷器，大多数是青花瓷，还有部分五彩瓷，更凸显江西海上瓷器之路的特征。“到了16世纪，海上瓷器之路日益发达，青花瓷器扮演了重要的贸易角色。”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李一平说。
碗礁只是福建省平潭县海域的一座礁石，碗礁其实并不像碗，这个名称真正含义是因为渔民们在这里捞起过瓷碗，碗礁因此得名，而这一切则要追溯到三百年前的一场海难。2005年6月底，中国水下考古队的一个调查小组闻讯来到碗礁海域时，第一次的水下调查，就让考古队员们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惊喜，出现在眼前的满是清代前期景德镇的青花瓷器，这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重大考古发现。
出水的大量瓷器碎片，透露了“碗礁一号”沉船的许多信息，从瓷器的数量和重复率看，这无疑是一条商船，关键在于船上竟然没有一件景德镇以外的瓷器。“碗礁一号”沉船装载的货物大多数是青花瓷，还有部分五彩瓷。与高温烧成的青花瓷不同，由于五彩瓷上的彩绘是在低温下烧成，因此，经过海水的长期浸泡，彩绘部分已经褪色，只有个别的还能留下一些当年的风采。
李一平介绍说，青花瓷器的出现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起始于唐代，到了清代康熙年间，景德镇青花瓷器的烧制不仅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而且代表了中国制瓷工艺的历史高峰，而“碗礁一号”上的青花瓷器为景德镇康熙中期烧制，正是青花瓷处于鼎盛时期的产品。随着瓷器的不断出水，它们的品种也越来越多，其中出水的最大型瓷器是将军罐，将军罐这个名称是由于它的盖子像将军的帽盔。
“碗礁一号”对于研究海上瓷器之路有何重大意义？李说，到了16世纪，渴望与东方贸易的欧洲人开辟出了两条连接东西方的新航路，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扩展到了欧洲之后，青花瓷的贸易尤为频繁。
在“碗礁一号”水下考古发掘的最后阶段，考古人员在这批瓷器中找到了许多盖子的高脚杯，这明显地表露出了异国情调。其他的一些器物尽管还是中国的纹饰，但是找到盖子后，也立刻让人感到洋味十足，瓷盘还有一个特别的外国名字叫克拉克瓷。那么，“碗礁一号”毫无疑问是艘外销商船，它的最终目的地将是欧洲市场。
观察
江西瓷器的四条出海之路
“沉船所经路线实际上就是一条海上瓷器之路。”余家栋说，从新疆到波斯，再由波斯到叙利亚，抵达地中海、巴勒斯坦等诸国各商埠，这条道路被称为“丝绸来往的大道”，此外中国与西方的交通往来还有一条海上通道，唐代的交州、广州、泉州和扬州四大港，就是中国瓷器的出口商港，这就是“海上瓷器之路”。
“江西在元代以后出现了举世闻名的航海家汪大渊，通过他留下的《岛夷志略》一书，可以窥见古时瓷器之路更为详细的印记。”余家栋说。
汪大渊为江西南昌人，1330年，年仅二十岁的汪大渊搭泉州远洋商船，从泉州港出海，一直到元统二年(1334年)夏秋间才返回泉州。这次航行从泉州经海南岛、占城、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再横渡地中海到西北非洲的摩洛哥，再回到埃及，出红海到索马里，折向南直到莫桑比克，再横渡印度洋回到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爪哇，再到澳洲，从澳洲到加里曼丹岛，又经菲律宾群岛，最后返回泉州。1337年，汪大渊第二次从泉州出航，游历南洋群岛，印度洋西面的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地中海、莫桑比克海峡及澳洲各地，两年后才返回泉州。
“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详细记载了瓷器输出地，包括属于今天的日本、菲律宾、印度、越南、马来西亚、泰国等近50个国家和地区，他所记载的出口瓷器名称繁多，包括青白瓷和青花瓷，而青白瓷以景德镇为主。”余家栋说，按照国内外许多考古资料来看，《岛夷志略》所记载的内容确切可信，例如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博物馆收藏完好的景德镇青花瓷达120余件，埃及福斯塔特遗址中出土过数百片元代中国青花瓷器，在东非沿岸的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国家的沿海港口城市和岛屿都发现有中国瓷器，坦桑尼亚基尔瓦岛出土的元中期景德镇青花和釉里红瓷器特别引人注目。这些与《岛夷志略》所记载都可相佐证。
那么江西的瓷器产品外销途径是怎样的？它是如何通过这四大港口外销的呢？
余家栋先生认为，江西瓷器的外销主要是靠水运，其次才是水陆兼程。当时最主要的一条路线是：由景德镇昌江流经赣江，再由鄱阳湖入长江，经明州(宁波)、泉州等大港出海，外销日本、南洋群岛和阿拉伯一带；其次是由铅山河口镇，穿越福建崇安过武夷，泛江建阳，最终到达建宁，或者是由王虎打关经过光泽，下邵武，过顺昌，最后到达南平，这两条路线都是从闽江上游下船运至福州，而后抵达泉州外销。第三条路线则是由瑞金经过福建长汀，陆路至漳州、同安到泉州。这三条路均为水陆与陆路结合，经肩挑和畜驮，转运到福建泉州出海。最后一条路线则是赣州贡江起程，经过短途陆路入浈水至广州出海，这一条路也是水陆并用，肩挑畜驮，运输十分不便。
同时，瓷器走长途陆路会非常不方便，沿路颠簸瓷器容易损坏，所以古时商人会尽量选择水路，但古代贸易方式同样是多变的，有从出发地直接到目的地的，也有从出发地起航后在中途靠港，变换商品的，或者是只到一定距离的中转站进行贸易交货。
观点
古商船上的宋元江西瓷器走向何处？
数百年前的一次海难，使得船主葬身海底，但却为今人研究海上瓷器之路提供了来自海底的第一手资料，这恐怕是当时船主们怎么也想不到的。入宋以来，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到了50多个，宋代商人利用七八月东南季风，从港口起航北上，无论哪一只船上都运有大宗的瓷器。那么，这些满载瓷器的古船究竟要去往哪些地方？当时江西的海上瓷器之路是如何的风光无限？
■东南亚国家出土江西瓷器最多
江西瓷器最终都外销到了哪些地方？
余家栋说，从目前国外考古资料证实，亚洲有日本、朝鲜、菲律宾、文莱和马来西亚等国家均发现有江西瓷器的出土。在日本本土、九州、四国沿岸和中心地带出土的瓷器中，以青白瓷、青瓷为主，次为黑釉、褐釉、低温绿釉三彩等，多属于北宋晚期至南宋时期江西景德镇的产品。器形以盘较多，其次就是瓶、壶、罐、盒、水注和经筒等，其中青白釉刻花瓶的形制和漩涡纹、婴戏纹都具有景德镇典型作风，日本平安时代的《成算法师记》、《日本考略》、《扶桑略记》等诸多史书中，载有很多这时期中国商人去日本经商的事情。而在朝鲜半岛，出土了宋代中国瓷器最多的为海洲所属龙媒岛、开城附近及江原道的春川邑等地区，其中以景德镇青白瓷数量最多。
马来西亚一位华裔商人在马六甲收购到一批中国瓷器，其中一件青花釉里红开光镂花八方葫芦瓶尤其珍贵，有鉴赏认为，“除非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元青花釉里红开光镂花盖罐及台湾、伦敦的几件外，再也找不到这种八方葫芦形的了。”海外瓷器之繁多由此可见一斑。
“瓷器的外销与政府大力提倡海外贸易离不开。入宋以来，当时的造船业十分发达，指南针的运用，海上交通十分方便，宋代四大港口都设立了市舶司，还派内侍到海外去招徕贡市贸易。”余家栋说。
专家介绍：余家栋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致力于中国陶瓷考古学研究，任职经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支部书记、研究员、中国古陶瓷研究会秘书长、河南大学历史系文博专业教授。
宋元鄱阳湖及赣江流域窑群林立
江西瓷器纷纷走向海外，改变了一些落后地区的生活方式和习俗，获得响彻寰宇的声誉。在这背后，实际上是兴盛的江西瓷器名窑在支撑，并在全国各大窑口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那么，江西瓷器在当时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有着怎样的地位？又有什么样的绝招是其他窑口所无法比拟的？
■江西瓷器占据三个“最”
在海底沉船当中，都陆续发现了景德镇的瓷器，包括海外许多地方收藏的瓷器，以景德镇瓷器居多，“南海一号”的考古研究虽然还没有真正全部展开，但确定无疑有大量的景德镇的青白瓷，是生产时间最早、质量最高、品种最多的，当时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占据了主流地位。
当时全国范围内有浙江龙泉窑、福建晋江窑、德化窑都比较发达，全国瓷器制造主要集中在江西、浙江、福建三省，但是江西瓷业却能从中脱颖而出。宋代景德镇青白瓷“青如天、白如玉、薄如纸、声如磬”，集中代表了宋代瓷业的最高水平，而且当时的外销量特别大；到了元代，景德镇瓷业有着严格的分工和精细的操作规则，不断烧制出诸如青花、釉里红和枢府白釉等瓷器新产品，这些新产品、新工艺都集中代表了元代中国瓷器生产的水平，全国瓷业生产的重点已经确立在景德镇。可以说，宋元时期是景德镇瓷业烧造技艺日趋成熟、承前启后的重要转折阶段。
而从1976年韩国沉船所出水的文物来看，不仅有景德镇的产品，还有吉州永和窑的“乳钉柳斗纹罐”、“白釉黑画唐草纹小瓶”、“黑釉乳头纹小壶”，说明江西其他窑口的产品也有外销到海外的，诸如洪州窑、吉州窑、赣州七里镇窑和南丰的白舍窑也是非常有名的，位置一般都在鄱阳湖及赣江流域，形成窑群林立、争芳斗艳的局面。
■景德镇为多国专门烧制瓷器
在17世纪时，中国瓷器在欧洲还比较少见，多为宫廷珍藏，到了18世纪的清代初期，中国外销西欧的瓷器逐渐增多，开始成为民间日用品而受到广大顾客的喜爱。清代外销各国的瓷器品种中，除了原来为国内市场生产的瓷器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按照国外订货合同所需要式样而特地生产的，景德镇陶瓷尤其受欢迎。
《景德镇陶录》有记载：“洋器，专售外洋者，有滑洋器、泥洋器之分。商多粤东人，贩去与鬼子互市，式样奇巧，岁无定样。”其中景德镇外销瓷最为普遍的品种是餐具和咖啡具，其器形、尺寸和图案在订货合同中都有明确的规定，瓷器图案有静物画、人像画和圣经故事等内容。
17世纪晚期，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曾命令他的大臣创立中国公司订烧瓷器，但像需要高温一次烧成的外销青花瓷，一般仍然在景德镇烧制，也有用景德镇烧成的白瓷，直接运往欧洲加釉上彩的。
专家介绍：叶文程福建南安人，现兼任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名誉会长、福建省考古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等职，曾任厦门大学人类学术系主任和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副馆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