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高阿申先生的《说说元青花》（2007年8月27日《中国文物报·收藏鉴赏周刊》）一文，觉得其中有些观点虽然新颖，但经不起推敲：我想瓷器既不是“毒品”、更不是“妖魔”，它只不过是用来吃饭、喝水、贮物的器皿而已，用得着朱元璋兴师动众地来“清剿”吗！何况作为开国之君的朱元璋，连国家大事都忙不过来，哪里会去考虑对他的政权无任何危害的“元青花”？而且，朱元璋是一个讲求节俭治国的君主，连看到小太监穿着新鞋在雨水中行走都要叫来训斥一顿，难道对好好的“元青花”不让利用，非要砸掉了才痛快？这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吧！而高先生为了让他的论点成立，还推想了七点理由，这七点无史记载和根据的理由能说服人吗？现逐条来谈谈我的看法，以就教于高先生。

　　一、所谓“自明朝建立以后，元青花只存在于地下，要么存在于天高皇帝远的国外”。我认为这主要是由当时的国家局势所造成的。元朝是一个热衷于征服的朝代，这就要有经济实力作支撑，而筹资最可行的办法就是大量出口瓷器等手工业产品。而且烧制瓷器既方便、成本又低（用不花钱的御土、官柴和轮班匠）；还受到外国人的欢迎，这是元青花大量出现在国外的原因。至于“存在于地下”是因为元末时局动乱、人人自危，一些富户和私人窑主为了逃避战乱，将带不走的元青花大器暂时窑藏起来，以备日后变现维持生计，因而出现“中华大地（地面）上几乎不见传世品（元青花）”，并非朱元璋的恶作剧。其实传世品还是有的，那只著名的元民张文进定烧的青花云龙纹象耳大瓶，不是在20世纪曾出现在国内古玩市场上吗？可惜当时无人认识而流落他国，成为至正型元青花的标准器。

　　二、至于为什么“皇宫内承传有序的汉唐至宋元的各式名瓷中，唯独没有了元代青花”？我想，现在价值连城的元青花当时并不为游牧民族出身的君主看好，可能他们认为使用元青花不够档次、笨重又易碎，不符合天子身份，哪里有金器、银器轻巧漂亮气派！因此，在元宫内根本就不去用它，明清皇宫也就没有元青花的承传之物了。

　　三、上面已经说过，由于当时元青花不是出口就是窖藏，可能连《格古要论》的作者都没有看到过“色泽靛蓝艳丽的元青花”。他所看到的是洪武初期民窑所烧制的那种有窑裂，缩釉，青花发色晦暗、装饰纹样简率的青花器，因此说了“青花及五色花者俗甚”的大实话，并不是因为害怕朱元璋而做了违心事，故意把好东西说成“俗甚”的吧。

　　四、所谓“纹饰是瓷器上的语言”，而“洪武朝官窑器故意要同前朝花纹（元代）较劲”，这好像是朱元璋的旨意，是高先生的猜想。不妨我也来大胆猜想一下，是陶工从异族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内心表露，他们采用在纹饰上“你实我虚，你上我则下”的方式表达进入新社会（明朝）的愉悦心情。我们在史书上可以看到朱元璋的勤政和凶残，也可以看到他的节俭和三宫六院，更可以看到他制造的“文字狱”和妄诛功臣，但就是不见记载“野蛮摧残”元青花的事？我想如果当年真有此事，即使正史不载，野史也会透露。难道“摧残”元青花比制造“文字狱”、残杀功臣还要恶劣？更见不得人？

　　五、所谓“（明）立国之初，利用百姓对前朝种族歧视之不满，掀起一场由其操纵，以肃清蒙元文化为名，包括蒙元文化载体元青花在内的大围剿，也就在所难免”。但查阅史书，明立国之初并没有发生过“肃清蒙元文化的大围剿”之事。其中所说的“蒙元文化载体之青花”，无非是说其上的纹饰，据我所见，元青花瓷上所绘的纹饰根本没有歌颂元朝统治者的内容，而有的是汉传统的花卉、鱼草、瑞兽、云龙及戏曲故事等，这与朱元璋的恢复汉制相合，有必要去“肃清”它吗？

　　六、朱元璋之所以在洪武二年急着去设置陶厂（建文四年才改称御器厂），那是立国之初大量需要瓷器用于祭祈、馈赠来华使团及宫廷的日常生活用瓷，并不是“主要目的就为封杀元青花”。元青花是“死物”，难道它会与人竞争，非要烧制洪武瓷来“封杀”？

　　七、把“元青花”与“胡惟庸案件”联系起来没有道理。胡惟庸因“通蒙古”等被诛，难道“元青花”会“通蒙古”？如果说留着“元青花”会使人思元，那么元朝留下来的东西多着呢，岂不都得消灭掉。

　　行文至此，我们意见已经说完。我认为在“不见史载”的情况下，想像和推理是可以的，但要合情合理，经得起推敲，如有旁证那就更好了。

　　然而事实说明，朱元璋起义时虽然打着“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旗号，但他实现了消灭蒙元取得政权之后，不可能立即把一切都改变过来，这有一个延续和利用的过程。例如：明朝立国之初，中央机构仍沿袭元制，设立中书省，综理政务；对工匠的管理也沿用元朝的匠户制度等等。

　　1973年11月，在安徽省蚌埠市（原属凤阳）龙子湖东岸曹山南麓的一座被盗的明朝开国元勋汤和墓中，发现一件未被盗走的精美的元青花双兽面耳大盖罐，可以否定所谓朱元璋曾发动过“清剿”元青花的事情。如果当年真有此事，作为朱元璋的大臣汤和，怎敢私藏元青花并用它陪葬？我想，“大胆假设”，是否应该“小心求证”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