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槐凖收藏的珍贵瓷器,手中拿的是青花大碗。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陈耿 翻拍。感谢海南省文化历史研究会王春煜教授对本文采写提供相关资料
海南文昌人韩槐準(1892-1970),是一位在国内鲜为人知,在国际上却享有盛誉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植物学家。他在1915年背井离乡赴新加坡打工,凭兴趣和毅力自学成材,被誉为“研究中国古外销陶瓷第一人”。他秉性诚厚,喜结交文友,与大作家郁达夫结为莫逆之交,视大画家徐悲鸿为自己“一生之最知音者”。他魂系中华,不仅将自己数十年在东南亚历经艰辛搜集的三百多件国宝文物无偿地捐献给国家,而且年逾七旬还携妻带子回到北京,争分夺秒地投入他未竟的研究事业。韩槐準一生的奋斗精神和爱国情怀,至今仍为后人景仰与称道。
1962年,香港。一位从新加坡归国的70岁老人,扶着舷梯缓步走下轮船,他身材清瘦,长途劳顿的他似乎显得比较疲倦,但眼镜背后的双眸却炯炯有神。他叫韩槐凖,在结束了47年的侨居生活之后,此番决意回国定居,并全身投入我国的历史文化研究。与韩槐凖一起回国的,除了他的家属,还有一批珍贵的中国古代陶瓷和其它文物,这些文物都将无偿地捐赠北京故宫博物院!
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名誉会长、厦门大学资深教授叶文程对韩槐凖评价颇高:“韩槐凖先生是一位中国古陶瓷和古外销陶瓷专家,特别是对中国古外销陶瓷的研究,成就卓著。他是我国研究中国古外销陶瓷的第一人!”
从普通胶工到考古学家
韩槐凖先生出生于1892年,文昌昌洒凤鸣村人,先后在当地的“宝敦学堂”和“蔚文学堂”读书,21岁毕业时,也就相当于今天的高小学历程度。
此后,他开过染坊,终因入不敷出,生活困顿,于1915年跟随族人离乡背井到新加坡谋生。他在那里当过割胶工人、书记员,从事过配药和制药工作,难能可贵的是,韩槐凖白天拼命工作,晚上还刻苦读书,尤其是还自学英语,认识他的家乡人都笑他是“神经病”。
在新加坡,韩槐凖先后阅读了大量研究中国与南洋关系的著作,对我国古代陶瓷贸易书籍尤其感到兴趣。由于在家乡文昌有过开染坊的经验,韩槐凖对有机化学染料和无机化学染料的认识,使他从彩料加热后所起的化学变化和风化程度,以及从外国釉料传入中国年代的先后,便能准确地鉴定一件陶瓷古董制造的年代。
新加坡历史学家许云樵说:“用这样的纯科学的客观方法来鉴别瓷器 ,在华人中韩先生是首创者。”
1952年,韩槐凖经推荐加入“伦敦东方陶瓷学会”,先后写了许多有关中国陶瓷研究的论文,其中仅发表在《南洋学报》的就有16篇之多,并著有《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成为南洋一带公认的陶瓷研究权威。凡到东方来研究中国陶瓷的欧美考古家和收藏家,都会先去拜访韩槐凖。
说到《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一书,叶文程教授认为:“这是他积25年全面、系统、科学研究中国古外销陶瓷成书最早的一本专著。该书详尽介绍他在南洋各地搜集的标本资料,这些资料都是新发现和新资料;书中论述和阐发了不少新观点、新意见,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书中引用了许多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与发现的标本相互印证,从而增强了该书的说服力和可信度。”
一个瓷器碎片都不放过
对于中国古陶瓷流失的史实,韩槐凖曾说过:“……遗留在南洋群岛的我国文化遗物,尽被外人搜刮而去,而我国几乎无有,此亦国家之一玷。”于是,出于研究和收藏目的,他借业务旅行之便,到东南亚各国搜集古代中国运销在外古陶瓷,而不是关起门来做学问。
有时候,韩槐凖会邀上好友许云樵一起做考古旅行,一旦有发现,即使是破损的陶瓷,甚至是碎片,他都小心搜集,加以考证并编号登记。有时为了一片碎瓷器,韩槐凖总是查阅群书,直至查出其底细为止。他这种一丝不苟的学术精神,仍为今天的学者所景仰。
对陶瓷等文物的搜集,韩槐凖也十分舍得投入资金。许云樵回忆道:以前新加坡淡水河边有一个规模很大的露天旧货市场,韩槐凖经常穿着工人服装到那里发掘古董、旧书画、破陶瓷等,收获可谓不小;有时,他会当机立断,以重金买下一件古物。
韩槐凖还通过研究陶瓷来研究中国与南洋的文化史、关系史,这在其《中国古代与南洋之陶瓷贸易》、《中国古代之南洋航路》等文章中都有体现。
由于考查深入、到位,韩槐凖推断的一些结论最终得到了今人的认可。据叶文程教授介绍:韩槐凖在南洋地区发现不少属于越窑系统和龙泉窑系统的青瓷,但也发现一些宋元青瓷,根据他的研究,认为应该是华南地区的海南、广东和福建等地区生产的青瓷,这是他从地理、生产技术和适于输出南洋等方面得出的结论;韩槐凖的预言和推论在今天得到了验证,譬如,他在南洋发现并搜集的“八卦龙凤海马罗经字三彩大盘”,已在福建的漳州平和窑等多处窑址发现了。
收藏研究但不据为己有
在研究中国古外销陶瓷的同时,韩槐凖自然也收藏了不少珍贵的古陶瓷,但他并没有将这些宝贝据为己有,而是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自己的祖国。
今年4月6日,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陈丽华女士,在海南大学出席“纪念韩槐凖逝世38周年暨《韩槐凖文存》首发式”时介绍:从1956年至1962年间,韩槐凖将一生所搜集的文物装箱寄送北京,共7次向故宫博物院无偿捐赠了325件文物,其中瓷器315件、珐琅2件、徐悲鸿绘画1件、书法1件等;韩槐凖捐赠的瓷器中,最具特色的是我国古代销往东南亚的外销瓷,这些器皿在当时烧成后即销往今南洋一带,都是盘、碗、罐等日常生活用品,在国内极其少见。
陈丽华特别提到,在韩槐凖的捐赠品中,有一件景德镇的康熙青龙缠枝花大罐,是韩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以高价从一贩子手中购买的,后来此大罐长期借展于新加坡佛士博物馆,索回时该馆曾出重金意欲收购,并一再加码,但韩槐凖并不为之所动,婉言谢绝了该馆的请求,不远万里将大罐送回了祖国。
归国后的韩槐凖并没有闲下来。故宫博物院首先聘请他为瓷器部顾问,同时又补上文史馆馆员,此后的8年内,韩槐凖曾多次到全国各地考察,直至1970年因患胃癌病逝在北京肿瘤医院。就是在病榻上,韩槐凖也不遗余力地回复新加坡友人和后学来信请教的问题,个人不懂的则介绍对方另找他人,或代为询问。
1970年底,许云樵在《追悼韩槐凖先生》一文写道:“南洋有数不清的百万富翁,都是赤手空拳发迹起来的,但从一个略识之无的胶工,一跃而成为博学多闻的考古学家,古往今来,在东南亚千余万华人中,惟韩先生一人而已。”
海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周文彰在近日举行的纪念韩槐凖先生逝世38周年的一次学术研讨活动中说,韩槐凖先生一生奋斗拼搏的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爱国主义精神,值得后人景仰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