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海关总署发布了最新的进出口统计数据:6月出口1215.33亿美元,同比增长17.6%,创下今年以来的次低,也是中国出口今年第二次增幅低于20%。
6月作为中国出口传统的旺季,增速大幅下滑非常罕见,自2006年1月以来,中国只有3个月出口增幅低于20%,另外两次分别为2007年3月和2008年2月,这两个月的出口增幅都被认为主要受春节因素影响。
今年1-6月,中国出口总值6666.05亿美元,同比增长21.9%,比去年下降5.7个百分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经部部长张小济对本报记者表示,如果考虑到美元贬值的因素,实际的出口放缓可能更快。一名此前曾经参加商务部调研的官员也表示,企业下半年的实际接单情况比预想更不乐观,实际企业受到的冲击甚至比海关数据显示的还大。
外贸转折点已现
“从去年开始,一直到明年,对中国外贸都是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对本报记者说。
他的判断依据是,中国包括劳动力涨价、土地涨价、煤电油运涨价、人民币升值在内的相对劳动力成本的急剧上升,将改变中国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从而令中国经济模式发生较大转变。
面对国际制造业“转移”的潮流,商务部提出的政策是: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向要素成本更低的中西部转移。
“但是实际上,投资转向中西部最大的障碍在于投资环境和物流成本,我国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远高于其他国家,在我国的物流成本中,运输成本高达57%。此外,如果投资环境不理想,导致交易成本过高,企业可能不会按照政策期待的转移。”张燕生说。
江苏外经贸厅一名官员告诉本报记者,江苏省外经贸厅曾经就加工贸易向中西部转移邀请外资企业座谈,结果在场的外资企业罕有这个意愿。
据商务部统计,今年1-5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1915家,同比下降20.95%其中,美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数同比下降28.13%原欧盟十五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数同比下降24.85%。
而外向型的外资企业在进出口中发挥的作用也在逐步下降,1-5月,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值5636.1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1.28%,增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02个百分点,其中出口增长20.69%,增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21个百分点,占全国出口总值的56.60%,所占比重同比下降了1.04个百分点。
“我们的开放必须从招商引资为主,转向自主创新为主”。张燕生说
政策僵局待破
与转移中的外资企业相比,中国当地的中小民营企业面临的现状更为不利:既缺乏海外投资的经验,也无就地转型升级所需的技术和资金。7月,包括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王岐山,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内的高层官员纷纷赴浙江、山东调研。一些迹象显示,大批中小企业亏损乃至倒闭的情况,已经引起高层关注。
除了出口退税率大减之外,加工贸易政策的变动,则成为中国第一外贸大省广东最头疼的问题。据广东海关统计,1-5月,广东外贸进出口增幅只有15.1%,低于全国11.1个百分点,其中出口增幅15.6%,低于全国7.3个百分点,进口增长14.3%,低于全国16.1个百分点。
据本报记者了解,目前一些被认为可能进一步打击外贸出口的政策已被暂时搁置,其中包括业内议论已久的“国货复进口”政策。海关总署、商务部、发改委几年以来,曾经围绕这一政策作出多次调研和讨论,研究是否应该取消“国货复进口”中的加工贸易保税优惠。制造业尤其是台港澳企业对此反应强烈,认为一旦政策出台,将切断加工贸易中深加工结转的链条。
事实上,“暂不继续出台对出口企业不利的政策”这一思路,早在去年底,就成为商务系统大部分人的共识。但是对于是否需要国家出台支持外贸企业的政策,却一直争议不休。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本报记者,目前政府内部争论主要体现在两个判断,一是全球经济放缓是否是长期性的,1-6月,中国对受次债危机影响较大的地区出口急降,对美出口增速只有8.9%,对加拿大出口增长8.0%,对于传统的转口贸易地香港,出口增速也只有7.8%,皆远远低于总体水平。但是有意见认为,外需萎靡和通胀并存的现象,可以在短期内随美元止跌、美国经济逐步复苏而减轻压力。
另一争论在于外贸顺差。货币管理部门认为,中国目前外汇占款仍然过多,导致流动性过剩,因此应该继续将外贸顺差作为一个重要调控目标。但是商务部门认为,外汇储备主要来自短期热钱而非贸易顺差,在追求贸易平衡的同时,要注意对具体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影响。
1-6月,中国经常项目顺差990.38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的1125.22亿相比,减少12%,但仍然规模庞大。
一位商务部官员向本报记者表示,商务部正在整理此前调研的报告,以及上半年的外贸情况分析,上报国务院。
尽管高层密集调研外贸企业,令外贸企业对近期出台“救市”政策的预期急增,但是该名官员表示,调研只是为了摸清情况,为以后的工作提供决策依据,并不意味着政策近期内就会有大变动。
张燕生表示,在贸易方面,由于中小企业承担了大部分的就业,所以政策应该有意识地向中小企业倾斜,帮助这些企业转型升级,同时,在各项政策的出台和执行中,也应该考虑到中小企业的承受能力,建立更好的服务和扶助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