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醒了！
这一觉，如孩童般睡得踏实，睡得酣畅。公元1368年前后，是它来到人间的日子，生来它就注定要前往南京，和其他千千万万的同伴一起，筑起古都的脊梁。然而造化弄人，原本可以安享的荣耀却敌不过岁月的无常，未及出师便被历史彻底封存。
身处古窑温暖的怀抱，枕着袁河轻柔的波涛，就这样一睡经年，寂寂长眠。梦里，触手可及的是一趟无法启程的征途；梦里，江南水乡的氤氲雾霭模糊了老去的记忆。这一睡呀，醒来已是六百年后的今天！
曾亲手缔造过它的先人，庶几零落成泥化为黄土；曾征召过它的帝王，早已葬进历史的深处。如今，先人的后辈领着远道而至的古都客人，来将它唤醒。
就要去南京了哟，陪伴它的不再有舟楫帆影，敦促它的不再是煌煌王命。在列车的轰鸣声中，它———位于袁州区彬江镇明代城墙砖官窑中的孑遗，终于完成了六百年来未竟的旅途。
专家揭秘，废弃古窑竟是明城墙砖官窑
对于宜春的文物、史志工作者来说， 2007年10月28日是个值得纪念的特殊日子。这一天，位于袁州区彬江镇，目前中国唯一保存完整、规模最大的明城墙砖官窑遗址群，因为南京专家的造访寻根，得以重见天日；一段曾经令宜春先人备感荣耀的尘封历史，也因之浮出水面。
南京市明城垣史博物馆陈列研究部副主任杨国庆，是见证了这一“惊世”发现的首个明城墙研究专家。在长期的研究当中，他观察到经过600多年的日晒、雨淋、风蚀，南京明城墙砖有七八成已呈风化状，有些开始剥落，惟有一种白瓷城砖至今仍质地坚硬，棱角分明，表面光滑，色泽亮丽。这令他百思不得其解。从这些城砖上钤刻的铭文来看，是产自明代江西省袁州府。他清楚，在所有南京明城墙砖的烧砖地中，此前只有江西未发现官窑遗址。然而，时隔六百年之久，还能找到当年烧造这种白瓷城砖的窑址和实物吗？
2007年10月28日，带着诸多疑问，杨国庆一行 3人在宜春市史志办袁赣湘先生的陪同下，来到袁州区彬江镇霞塘村委会宋家村民小组，开始了他们的考古之旅。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袁赣湘下放到彬江镇时听当地老人说起过，在袁河北岸曾经有数万人日夜为朱元璋烧制城砖。镇志对此确有记载：“位彬江街东偏北三公里，小山坡上，袁河边有明洪武年间南京城墙砖窑遗址。”传说中，窑场附近白天人喊马嘶，晚上灯火通明。烧好的砖通过人传人的方法传到袁河码头装船押运南京，如果砖在谁的手上摔坏，就要被杀头。那些壮阔的图景原本早已湮没在本地的历史文献中、隐藏在袁河岸边的杂草灌木下了。直到南京专家的到来，才一举揭开了六百年来明城墙砖官窑的神秘面纱。
宋家村老一辈的人大都能说得上一些有关砖窑的故事，甚至还有渔夫打鱼为了躲避风雨，竟然躲进了一个废弃的砖窑中。按图索骥，专家们很快找到了 7个隐藏在灌木丛中的砖窑。
呈现在杨国庆等人眼前的古窑，让他们欣喜不已。这些砖窑果然属典型的明代官窑制式，都是馒头状的，保存完好的官窑内有 3个烟囱，虽已被泥土遮盖了小部分，但依旧棱角分明，清晰可辨。“馒头窑”直径约 2.5米，高 2米，规模偏小，最多一次也只能烧砖两百块左右。根据窑址内的碎砖尺寸、质地和铭文来看，杨国庆推断，这里正是当年烧造白瓷城砖的窑址。据杨国庆分析，这些城砖在袁河被搬上运输船后，就一路顺水而下进入赣江，紧接着通过鄱阳湖再进入长江，然后一路南下就到了南京。
7座砖窑已经算是不小的发现了，但专家们并未就此止步。他们顺着袁河继续寻找，结果在距离彬江镇窑场遗址三公里之遥的新余市分宜县芦塘村也陆续发现了部分窑址。
当专家们再回过头对整体进行考察时才发现，这三公里沿河地带的官窑呈三排分布，几乎都留有明代窑址的遗迹。据此，杨国庆判断袁河沿岸的明代砖窑至少绵延三公里，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的明代南京明城墙砖窑遗址，与历史记载和民间传说最为吻合，这个发现既印证了不少史料，也填补了很多历史记录的空白，还将有力地推动南京明城墙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
碌碌黔首，南京城墙烙上袁州先人的印记
600多年来，南京明城墙在历史的长河中投下了或明或暗，或隐或显的影子。雄壮巍峨的城垣、“馒头窑”、白瓷城砖，一下子把人们带入了盛极一时的大明王朝。
史载，朱元璋攻占南京后，采纳儒生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自公元1366年至1393年，先后迁延28年的时间，完成了宫城、皇城、京城、外郭四重城垣的修建。整个城垣，约使用了 3.8亿块城砖，数以万计的巨石。其巨量城砖，分别来自长江中下游的广袤地区，由江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五省32府148个州县组织力量烧制。
当年叮当凿石的火花早已熄灭；数以万计的窑址大多灰飞烟灭；穿梭于长江中运砖的舟楫已然绝迹。徭役人的汗水、泪水、鲜血，都流向京城，凝固成了一部砖石史书。鲁迅先生在《长城》一文中曾愤然称其为“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南京城垣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为了让千秋万代的伟业能够传承下去，朱元璋对南京城墙建筑质量极其“苛刻”，有关制砖、筑城的工艺均有严格的规定。据杨国庆与王志高合著的《南京城墙志》一书中披露，光制砖一项，就有多达七八道工序：取土后要用筛子筛去杂质，然后放入水塘浸泡，把水牛赶入塘内踩踏，浸透后取中间土质细腻的部分制坯。为防止砖坯开裂，通常都将其风干，而非晒干，最后才是装窑烧砖。烧窑时要用柴草，火候也要恰到好处。
朝廷严令，上到府、州、县官员，下到造砖人伕和烧砖窑匠，都得在砖上留下姓名，以便验收时对不合格的城砖追究制砖人的责任，严重的甚至要被杀头。尽管风险很大，也有人凭借造出的优质城砖获得奖赏，甚至在仕途上扶摇直上，时任袁州府通判的隋贇就是其中的一个。
袁州府出产的“瓷砖”是用高岭土烧造的，正是这个特质使得该类城砖质地非常坚硬、几乎不透水，因此在修建南京城墙时，这些名贵“瓷砖”都被放在了城墙的内部，以起到稳固墙体的作用。从外形来看，这种砖八角尖锐、洁白如玉，重约20公斤，砖长40厘米，宽19厘米，高10.5厘米，用手指敲上去声音还很清脆，上面用楷书钤刻的铭文也清秀工整。经过查证，这类被称作明城墙砖极品的铭文中，大都出现有“袁州府提调官通判隋贇”的名字。而这一点小小的创新，居然帮助隋贇平步青云。据《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十二年，袁州府通判隋贇被直接提升为广东按察使。袁州府的“玉砖”让朱元璋眼前一亮，作为造砖事业中的“突出贡献者”，隋才有了之后“三级跳”式的飞黄腾达。
隋式的提拔固然有其历史的偶然，但考虑到他本身的勤勉敬业，一时的偶然转为必然也在情理之中了。其实古今中外万物之理大抵如此。在我们日常生活与工作中，并没有太多的“砖”让我们刻上自己的名字，可我们制作的每一块“砖”上，都会留下自身的“影子”，也许并没有太多的人关注我们所做的每一块“砖”，但做得多了，如果每块“砖”都能经得起“敲打”，日积月累，“砖”多了自然会有相应的回报！
风风雨雨几百年了，南京明城墙在朝代更迭中见证了沧海桑田；在外族入侵中也经历了泪雨血河。而那些古袁州府的先人们的名字至今还刻在南京城墙的城砖上，在异乡为袁州的古代文明昭示着难以磨灭的印记。
岁月永逝，官窑遗址的开发保护任重道远
岁月悠悠，不舍昼夜，转眼距离发现明城墙砖官窑遗址已是一年有余。2月13日下午，西方情人节的前一天，记者特地前往彬江镇霞塘村宋家组，对官窑遗址的开发保护进行了一番探访。
在村民宋国英的指引下，记者没费多少时间便来到了位于袁河北岸，仍处在荆棘灌木掩映之间的官窑遗址现场。站在河岸高处极目望去，黄昏的云彩远远的，像是从几百年前的天空滚滚飘至，隐隐携来金戈铁马的铿锵。近身抚摩窑口的青砖，往昔的皇权似乎穿透岁月的阻隔扑面而来，仍不乏摄人魂魄的威严。
77岁的宋万圣老人告诉记者，从老辈人一直口传下来，据说村后的山坡上曾有18座完整的官窑装满了城砖，但数百年来一直没人发现这些城砖。
这些城砖为什么没有被及时运往南京呢？是因为质量不好吗？按说建造明城墙是一项极其严格的国家工程，这些砖都被称为“官砖”，即使是废弃不用了，老百姓也是不可以用的，否则便是违法。对此，南京专家是这样解释的。它们之所以没有物尽其用，应当与朱元璋在洪武十七年的一条旨意有关系。朱元璋要求此后的造城工程全部都用军士来完成，“不得役民”。因此，这批砖很可能是在该旨意下达后，来不及运往南京，只能留在原地。
根据杨国庆的经验，在历次的考古当中，发现砖窑遗址就已属不易了，更不要说在砖窑内发现完整的城砖了。而这次在彬江，却让杨国庆他们在当地窑址附近发现了不少完整的城砖，为了作进一步的研究，最终通过列车把50多公斤的城砖以及高岭土托运回到南京。
与此同时，官窑遗址的开发保护也顺理成章地提到了议事日程。同行的袁州区文教局群文股负责人袁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文物部门已将彬江宋家村白瓷城砖官窑遗址列为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重点，对该官窑遗址群进行了有效保护。据他介绍，当初南京专家在发现官窑遗址时曾盛赞明代袁州府的城砖色泽之奇特、质量之上乘、印文之清晰堪称城砖之最，并表示在条件成熟时，将把该窑群中的一座整体搬迁至南京陈列展出，作为与南京明城墙建造息息相关的砖窑也理应与明城墙捆绑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在科学保护文物的意识越来越广泛地被社会接受，越来越多的考古工程已有保护规划的今天，作为目前中国唯一保存完整、迄今规模最大的明城墙砖官窑场遗址发现地，倘若加大开发保护力度，将明城墙砖官窑及与其相关的其他附属遗址一并纳入宜春历史文化、民俗文化的研究与开发，在宜春市委市政府推进“六大产业”、创建宜居城市大背景下，相信必将促使本地厚重文化底蕴的旅游产业快速发展，逐渐增强人流、物流、信息流，进而带动本地产业的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升与兼容，成为撬动地方经济繁荣发展的有力杠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