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才出几期，就有机构前来挖角，这本杂志的一位编辑日前被某单位“人才引进”了——这不仅说明《瓷器》办得成功，同时也说明景德镇办陶瓷刊物的时兴程度——大家突然之间被点醒似的，一窝蜂跑出来办陶瓷网站、杂志或报纸，这在当下的景德镇已是一种再明显不过的潮流。
　  
　　面对这样的一种潮流，我想谈点个人观点。
　　
　　（一）
　　
　　说实话，我在看了目前景德镇的种种陶瓷传媒后很失望，这里面不仅仅是专业不专业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内容与形式高度雷同的问题，而是在这个现象之下，普遍弥漫的自恋情结和普遍存在的自摸行为。
　　
　　景德镇，你实在太自以为是了。
　　
　　不是瓶子，就是瓷板；不是大师，就是高工……这似乎是景德镇所有陶瓷出版物的例牌与全部。我有朋友从北京来，专门奔千年瓷都的陶瓷来的，在莲社路上走了几间店，也收了几份杂志、报纸或者DM，花纸头一堆，一堆花纸头。那哥们儿也不是个有涵养的主儿，张嘴就伤人：景德镇就只剩这个？难怪会被摘牌！
　　
　　我知道，类似的话景德镇人不爱听，也不屑听。
　　
　　去年，马未都因为不识渣饼，而让景德镇人笑了个“花枝乱颤、一地烂红”。
　　
　　如果聊别的话题，景德镇人可能还能听进一二，可如果谈陶瓷，景德镇人会毫不见外地将自己摆在一个施教者的位置，我认为这是长期处在中心地位的必然情结。2001年，我在写作《景德镇批判》时，曾经以“独孤求败般的刚愎心态”来形容景德镇陶瓷文化中这种非常负面的东西。
　　
　　我甚至认为，如果这些负面的东西不能得到有效清除，就会成为一种文化的终结者。
　　
　　在《景德镇批判》一文中，我曾经以景德镇满大街的大花瓶为例来具象这座城市的陶瓷文化，它在集大成地再现景德镇人的聪明才智、最为辉煌地体现了景德镇瓷器发展的卓越成就的同时，也具象了景德镇某些负面的东西：
　　
　　比如重制造轻销售的崇师风尚。
　　
　　比如不计成本地追求极致。
　　
　　还比如技术垄断带来的财富垄断
　　
　　……
　　
　　在景德镇的千年制瓷史上，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不同时代的大师的名字和作品，但我们看不到有成气候的瓷商青史流名。这座在中国最早产生产业工人的城市，却最终没能成为中国最成熟的商埠。
　　
　　在世界吉尼斯纪录陶瓷篇中，景德镇完全有资格占据垄断，这些极大、极高、极薄、极细、极复杂的景德镇瓷器的确可以用鬼斧神工来形容，但每一件作品的背后都是需要极其昂贵的成本支付，不说人工，仅就一项成品率极低就足以让其成本成倍上扬，在景德镇高档瓷的制作过程中，百里挑一已经不是一句夸大的形容词。
　　
　　技术垄断意味着财富垄断，收入的两极分化程度因为以下两点因素而被人为放大：景德镇所处区域一直是中国最为富足的廉价劳动力市场，大量涌入的廉价劳动力有效地抑制了初级工人和艺人的收入上扬；产品的技术垄断和高成本投入，意味着产品在实现商品化的同时高附加值的形成。
　　
　　……
　　
　　在景德镇生活与工作了近三年后，我对我当年的观察与判断依然认为是合适的，这座城市尽管有了非常大的改变与进步，但一千年这个筐实在有够大，因为文化沉淀而存在的负面因素，依然是景德镇一个不小的发展障碍。
　　
　　（二）
　　
　　今年春节期间，我到浙江的天台县探亲。一到天台，我的家人就忙不迭地告诉我，就在春节前几天，农贸市场上还有两位摆地摊卖景德镇瓷器的江西人，买卖惨淡到成为天台人笑话的地步，我的老丈人一针见血，“那些花瓶既不好看又占地方，谁要啊？”
　　
　　类似故事，我实在不要听。
　　
　　我曾经说过：景德镇是座大师横行的城市。景德镇不仅有国家级的工艺美术大师，同时也有省级、甚至市级大师。这种对大师崇拜的文化背后，是景德镇陶瓷产业结构的单一，是产品销售方式的原始与粗放，是通路的逼仄和对市场需求的无视。
　　
　　大师横行的结果，是景德镇放弃了日用瓷的生产、在陈设瓷上“一条道走到黑”。
　　
　　最近几年，景德镇陈设瓷的行情一路看涨。表面上是因为国情变化使然，中国人开始有了艺术品收藏与投资的雅兴与闲钱；而更深层次的揭露，是景德镇陶瓷的阶级属性再次被激活，其产品离百姓的日常需要越来越远，以官本位为核心的官窑文化，直接把很多大师的作品拖入腐败的泥淖，沦为可耻的雅贿工具。
　　
　　我们没理由不认为这是景德镇陶瓷产业的一种反动与退步。
　　
　　1996年，当时的上海博物馆副馆长、著名陶瓷鉴赏家汪庆正先生发表了一篇文章，《明末清初景德镇制瓷业的重大转折》，汪先生认为，在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以前，景德镇瓷业生产一直是官窑占据着统治地位，而在此之后，民窑因为对欧洲市场出口的剧增和国内市场的扩大，逐渐成为景德镇陶瓷的主业。
　　
　　也就是说，自那个时候起，景德镇的陶瓷产品就已经完成了它的民本转型。
　　
　　这个时候的民窑陶瓷，以盘、碗等实用器为主。
　　
　　检索中国陶瓷史我们能够发现，景德镇的瓷都形象在早年间其实是通过其日用瓷的生产与销售来扬名立万的。
　　
　　从郑和舰队遗留在非洲大陆的残瓷碎片，到新近从大西洋底打捞出水的300年前的沉船货舱，我们都能看到景德镇日用瓷的温润光芒。如果用恣意汪洋来形容景德镇瓷器当年独步中国乃至世界日用瓷市场的盛况，那么非常遗憾，今天的景德镇只能是涓涓细流。
　　
　　有专家认为，景德镇的式微正是从其日用瓷市场份额的萎缩开始的。
　　
　　这一判断能否成立对景德镇应该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
　　
　　2004年，“封都事件”搅了景德镇千年华诞的局，《瓷都晚报》的几位记者曾专门到潮州采访这位“僭越者”的陶瓷产业状况。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枫溪镇采访一位“调羹大王”，那人专做调羹，一面墙上琳琅满目挂着百余种款式的样品，据他自己说，他隔一段时间就会去趟日本，逛市场，购买每一款从前没见过的调羹……
　　
　　一把小小的调羹，让这个潮州人赚了个盆盈钵满。
　　
　　最重要的是，潮州人正是通过类似的分工与合作，实现了“有钱大家赚”的良性市场竞争局面。
　　
　　这不是均贫富，而是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