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失到日本的中国文物数量最大，其中甲骨片日本收藏最多。在流失海外的近3万片甲骨片中，日本有近13000片。日本1000多座公私博物馆几乎都收藏有中国文物，数量大概在数十万件。在这些博物馆中，东京国立博物馆的收藏最为丰富。资料显示，战后日本归还了一部分战时掠夺的文物，有158000多车，其中有2000多件是比较珍贵的，但这只是很少的部分。

　　珍贵的中国雕塑

　　东京博物馆的东洋馆共分三层。第一层陈列着包括木乃伊在内的埃及珍贵文物，印度、犍陀罗(今印度、巴基斯坦地区)早期佛教文物，东南亚与西亚的考古出土遗物，等等。笔者最感兴趣的是一号展厅名为 “中国雕刻”的特别展览，26件南北朝与唐代的文物，大部分是来自中国陕西省西安宝庆寺、中国山西省长子县、山西省云冈石窟、河北省响堂山石窟等地的石佛造像，比如唐代宝庆寺如来三尊佛龛、天龙山石窟第21窟如来像，也有少量隋代金铜造像如势至菩萨立像。其中，6件公元703年至704年间的宝庆寺石佛造像甚至可考人名，比如德感造十一面观音龛、姚元景造如来三尊佛龛、高延贵造阿弥陀三尊佛龛、李承嗣造阿弥陀三尊佛龛、萧元造弥勒三尊佛龛、韦均造如来三尊佛龛等，具有极高的史料研究价值。

　　新石器时代到汉代111件文物珍品

　　东京博物馆东洋馆的第二层可以说就是“中国专馆”，一共五个陈列室，其中四个为“中国考古”，剩下的一个是“中国绘画书法”。 “中国考古”的第一陈列室是从新石器时代到汉代出土的早期文物，一共111件展品，涵盖了骨器、石器、陶器、玉器、青铜器等品种。陶器部分，有中国甘肃省、青海省出土的齐家文化红陶双耳壶、褐陶水差形土器，也有中国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出土的商代白陶豆，西周时代的灰陶鬲，中国河北省易州出土的战国时代黑陶磨光纹小壶、夹砂红陶鬲，中国安徽省寿县出土的战国时代彩釉壶，等等。玉器部分，既有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的玉斧、玉璧、玉环、玉饰，二里头文化的玉刀，也有商周时期的饕餮纹佩玉、龙纹佩玉等。此外，还有一定数量的礼乐、祭祀用青铜器。

　　绚烂多彩的历代陶瓷

　　“ 中国考古”的瓷器陈列室，一共有33件从三国时期到唐代的加釉彩陶器及43件宋代到清代的瓷器。早期瓷器包括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古越州窑产的青瓷神亭壶、青瓷双耳壶、青瓷狮子、青瓷天鹅壶、青瓷莲纹盘，唐代长沙窑产的黄釉褐彩碗、黄釉绿褐彩鸟纹碗、绿釉枕、绿釉奁，以及大量的唐代三彩随葬器，如三彩骆驼、三彩马、三彩天王俑、三彩镇墓兽，等等。东洋馆的宋代瓷器有：定窑的白瓷盘口瓶、白瓷莲花纹钵、白瓷印花花卉纹轮花钵，耀州窑的青瓷唐草纹水注、青瓷凤凰唐草纹轮花钵，钧窑的靛青釉轮花钵，官窑的青瓷轮花钵，越州窑的青瓷花纹水注等。

　　东洋馆的元、明、清瓷器陈列，涵盖各个时期的精品，几乎就是一部景德镇陶瓷发展史。

　　中国绘画成日本国宝

　　东京国立博物馆拥有的众多珍贵文物中，首推日本政府所指定的87件国宝和610件重要文化财产，而这些顶级文物中有一批是来自于中国宋元明时代的绘画与书法。在“中国绘画书法”陈列室中，仅南宋李生《潇湘卧游图卷》、南宋李迪《红白芙蓉图》、南宋梁楷《雪景山水图》和元代因陀罗《禅机图断简寒山拾得图》4 幅作品就获得了“日本国宝”的称号。其余珍贵绘画还包括南宋马远的《洞山渡水图》，明代朱端的《寒江独钓图》，清代赵之谦的《花卉图》等。而书法作品则囊括了黄庭坚、朱熹、赵孟頫、八大山人(落款)、郑燮等名家。东洋馆第三层陈列则以朝鲜文物为主，也可间接观察中国传统文化对半岛历史发展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