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西经济与设计艺术的交流互动而言，18世纪是个灿烂时代：中西经济的交流不仅促进了中西文化和设计艺术的交流，而且中西文化与设计艺术的交流也促进了中西经济的交流，双方彼此往来推进，形成了良性的互动交流关系，由此开创了一个中西经济、文化和设计艺术交流与互动的黄金时代，诚如美国学者乔纳森·戈尔茨坦在《费城与中国贸易（1682-1846年）—商业、文化及态度的作用》一文中所言：对中国的艺术品和产品由衷地热爱，从而轻松地转变了占统治地位的古典模式，这又反过来对进口商产生了经济影响。最明显的特征是西方出现了“中国热”和“中国装饰风”，并反作用于中国出口艺术品设计的西化和西方设计艺术随经济交流的渠道持续东渐中国，中西设计艺术的交流又大大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也就是说，18世纪中国出口艺术品设计西化是中西经济与文化交流的个引人入胜的重要课题。

　　中国出口艺术品设计的西化突出表现在外销瓷的装饰设计上。由于西方社会对中国物质文明与装饰设计艺术方面的形式内容充满着渴望和带有浪漫情调的幻想臆造，客观上为中国外销艺术（瓷器、漆器、家具、绘画等）提供了一个文化互识互动的期待视野和广阔的接受市场。早在1610年成书的《葡萄牙国王记述》就对中国瓷器充满赞美之言：“这种瓷瓶是人们所发明最美丽的东西，看起来要比所有的金、银或水晶瓶都更为可爱。”或许葡国国王之言代表着欧洲人的心声，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许多欧洲国家的帝皇、女王、王室成员和贵族均不遗余力地订制收藏中国瓷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就是有名的中国瓷器收藏家，他下令首相马扎兰创办中国公司，到广东订烧绘有法国甲胃纹章的瓷器，还委托商人在中国景德镇订制了他与夫人曼特农的瓷塑像，并在凡尔赛宫内设有专室供法国珍藏中国瓷器；随后普鲁士人、西班牙人、奥地利人、丹麦人以及俄国沙皇彼得大帝纷纷向中国订制瓷器，甚至连彼得大帝使用的中国瓷药罐上都装饰着他的纹章，可见欧洲帝皇、君主对中国瓷器的珍爱程度。欧洲王室成员特别钟爱中国瓷器的有两位，一位是丹麦王后玛莉亚，她使用的瓷器餐具上均装有她的丈夫尤弗雷德里克五世骑马像图案；另一位是英国女王玛丽二世，她在宫中设置了许多玻璃橱，专门陈设华瓷，于是上行下效，瓷器逐渐变成欧洲上层阶级的客厅和室内必不可少的陈设，加上英国报刊经常刊登出售瓷器的消息，因此以华瓷装饰的风气便在英国及欧洲流行开来。就这样，由君王贵族们率先领导的喜爱中国瓷器的热潮波及欧洲，欧洲出现了许多经销和承接委托订制中国瓷器的商号；据1774年的《伦敦指南》中记载，在伦敦至少有这种商号52家，这些商家兼有商贾和艺术家的双重身份，代表性的有画家奥尼尔和珐琅艺术家理斯，他们根据顾主和市场的需要，设计造型和装饰图案，委托东印度公司的商人带到中国制造。最有名的是“蓬帕杜装饰”图案瓷，主题纹饰多取自中国美丽的金鱼花卉，生动活泼，手法写实，系18世纪法国宫廷艺术家按蓬帕杜夫人的要求而设计，到中国订制的。

　　显而易见，中国瓷器由于其特殊的艺术品位成为一种装饰象征，这就意味着18世纪中西经济交流烙上了深刻的文化交流色彩：即西方君主、贵族提供图纹在中国订制瓷器之举，对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和中国瓷器装饰艺术设计的西化起着推动作用。正如欧洲学者简·迪维斯在《欧洲瓷器史》中对此类现象评述所道：“皇家或贵族是否占有东方瓷器或者后来的欧洲瓷器，关系到他们的声望。瓷器增加宫廷的光彩。

　　欧洲人对中国瓷器的珍爱，还可以借那时葡萄牙诗人斯卡尔隆的诗中所咏“完美的瓷器是如此值得称赞和夸耀”来形容。因此，由对中国瓷器的珍爱为先导，扩展到西方广大顾主的要求而装饰设计和订制生产，进而导致中国外销瓷艺术设计的西化。这是18世纪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与互动的一个引人入胜的重要课题，其装饰设计西化主要表现于：“在输入欧洲的那么多中国漆器、瓷器和壁纸上所见的欧洲风格及影响，造型与装饰母题，压根不是中国趣味的表现，而仅仅是衡量欧洲买主们玩赏中国趣味的一个尺度。”为适应西方消费者的玩赏需要，中国外销瓷装饰设计的西化，说明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已进入中西经济与设计艺术双向交流与互动的新境界，因而大大促进了18世纪中西经济文化的密切交流。综合来看，中国外销瓷器装饰艺术设计的西化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外销瓷上的装饰设计，大部分是按西方顾客所提供的铜版画、版画为蓝本或西方画家绘制的画稿和设计图样复制到瓷器上。17世纪末，中国瓷绘画家都能很准确地摹仿铜版画的图案，此时广州的瓷绘装饰画师曾根据英国擅长花卉铜版画的画家蒙诺耶尔的作品，绘制了一对巧英寸直径的花卉纹瓷盘，花纹以黑金两色描绘。到18世纪30年代，景德镇开始烧制墨彩珐琅，其特点是以纤细的灰黑线条勾勒，故可以成功地摹仿欧洲的铜版画和蚀刻画。例如广彩《黑彩描金十字架上的基督瓷盘》（荷兰艺术历史博物馆藏）和绘有广州和伦敦河岸景貌为边饰的《汤盘》，其题材内容和构图装饰均仿制欧洲的铜版画，说明这时中国的瓷画师已具有相当高的复制铜版画的水准。

　　2、墨彩珐琅复制铜版画的突出成就，加上宫廷御窑珐琅彩绘在景德镇烧制的成功，这一时期景德镇专营瓷器彩绘装饰的作坊犹如雨后春笋地涌现出来。法国来华传教士殷弘绪在其著名的书简中便记述了景德镇有“窑厂三千座”。到景德镇来订烧珐琅彩和粉彩绘制西洋装饰图案的客商络绎不绝，中国瓷绘装饰艺术因此得以进一步西化。

　　3、中国外销瓷绘装饰基地的转移，直接影响西方装饰艺术设计东渐中国南方通商口岸的进程。1740年代之前景德滇绘制的“洋器”，属于“专售外洋者，商多粤人，贩去与西人载市，式多奇巧，岁无定样。”已显示景德镇瓷器彩绘所受西方装饰艺术设计影响的频繁速率和外销输出口岸在广州：1740年代之后，由于订烧瓷的数量激增和要求复制上色的准确性十分严格，订制者与彩绘装饰画师之间的联系因交通远隔不便，于是外销瓷的彩绘装饰转到广州来进行，这就导致广彩的兴隆、广彩的生产外销迎来了生意兴隆鼎盛时机。可见，中西装饰艺术的交流与互动，对中西经济交流td着巨大促进作用。

　　总之，中国瓷器装饰设计的西化，使东西方两大民族因此受益无穷，正如那时欧洲人诗歌所咏：“中华土产有佳瓷，尤物移人众所思。艺苑能辟新世界，倾城不外亦如斯。”中国瓷器装饰设计的西化对于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与互动所起的巨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拙文不妨再借用英国学者的一番话予以佐证：“当东方的产品第一次绕过好望角运入欧洲时，中国的瓷器价格很高，而最早的货载也获利很大。但当制造瓷器的方法确知之后，欧洲人就开始自造瓷器，不久就与中国的瓷器竞争了。”换句话说，西方从自造瓷器到与中国瓷器竞争的过程，就是中国瓷器装饰设计的西化和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与互动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