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后期葡萄牙商人来往于澳门与日本之间的货易船。
古代中国有两条“丝绸之路”，一是从长安，经西域，把中国出产的货物─特别是丝绸─贸易至西方。另一条是“海上丝绸之路”，商船从广州、扬州、泉州等古代大港口出海，与南洋和西方国家贸易。海上丝绸之路输往外邦的，主要并非丝绸，而是古代中国另一项令世界风靡的产品─陶瓷。
中国陶瓷发展至元、明两代，已经不单是中国人自己享用的器皿，在阿拉伯国家和更远的欧洲也已经很受欢迎。到了什么程度呢？早期的情况是，中国人自己做陶瓷给自己用，外国商人觉得漂亮，进货的时候就带一点回去，结果很赚了一笔。这个时期中国人制造什么他们就用什么。后来规模大了，老外就觉得，可以高价买来的中国陶瓷好是好，但总有点和自己生活品味不搭配的地方，那就自己做点儿装饰吧，比如青花瓷主要是蓝白两色，素雅，但老外可能欣赏不来，觉得口味太淡，于是壶盖换成纯金的，或者给盘子套层金边什么的。
总不能你们给什么我们吃什么。
这也难怪，比如中国人的酒壶和外国人的水壶风格不一定相同，你总不能强迫别人只要是“中国制造”就一定喜欢吧。中国人吃馒头，外国人吃面包，你把馒头做成面包的形状人家也不喜欢，这是拗不过来的。
所以后来就有了外国客户的陶瓷订单，特别是阿拉伯人，已经不满足纯进口的中国风格，不要你的福禄寿，人家自己描好式样花纹，你就照这样描，照这样烧。就像肯德基在中国开店，还得学习中国口味卖烧饼卷大葱。这既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又是地方化，localization，合起来就成了glocalization。
早在古代中外陶瓷贸易时，就已经是glocalization了。
到了明朝，大航海时代，比以前更热闹了，阿拉伯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都开船来了。葡萄牙人最牛，觉得每次跑一趟太累，干脆把澳门骗了去，有了个落脚点，在中国家门口做起了陶瓷生意。
这个题目很有意思，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从2001年起就一直作系列研究。他们还给这个研究取了个很有意思的题目：陶瓷下西洋。
他们最近的一个研究就是明代末年到清代初年葡萄牙人在上川岛和中国做陶瓷买卖的事。比如就发现了世界各地收藏、出土、出水的瓷器中，很多可以在澳门找到同类。
这段时间，澳门的陶瓷收藏者潘国雄就把他的收藏拿出一部分来，在城市大学做了个展览。展出的那些瓷器大多数都是他自己在澳门捡来的。
捡？没错。澳门这地方，比香港还不重视文化，特别是近几年只知道盖赌场了。今天这儿拓宽，明天那儿填海，以往的宁静变得乌烟瘴气。潘国雄就在那些准备开工的地方捡瓷器。他还给我说，“基本上是新马路附近的比较靓。”为什么会和地理有关，现在的新马路，明末清初时是个海关，船停在附近，用接驳艇把货品带入带出的时候，有些掉海里，或者过不了海关的，积压的，往海里一扔。
古今都一样。
他在展览现场带我看，告诉我说，藏品里最大宗的是青花彩瓷器，五彩的不多，因为过去五彩的比较昂贵，民间用的都是青花。
他还给我说，自己发现的主要是民窑烧出来的，官窑的发现过几片。区别民窑和官窑的一个标准是看花纹里的龙。如果是皇家用的，龙有五爪，官员用的龙是四爪，老百姓用的是三爪。因为经济发达，明朝时还不太讲究这种区分，到了清朝这标准就绝对不能僭越，要杀头的。
现场的资料图片，看得到西方油画里，用青花瓷盘装水果，水气淋漓。还有房间的天顶上镶满了瓷盘。后者令我奇怪，觉得不伦不类。他说：“外销瓷不是用来盛装的，而是装饰用的。只有大型的才会用来装水果等等。”
潘国雄个子不高，人很实在，不假斯文。他说自己捡那些瓷片的经历听教人惋惜。比如有条街扩建要填海，他在用来填海的碎片泥土里看到很多漂亮的瓷片，发掘了一次，但瓷片嵌在泥土里很难挖出来，之后再去，被警察当作偷渡客，差点抓起来，被赶走后就再没机会去重捡那些文物了。
“很多碎片长眠海底，成了赌场的垫脚石。”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