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我和几个闺蜜见面吃饭。我们的谈话在工作、男人和家庭等话题之间穿梭，最终停留在我们的新宠话题上：我朋友最讨厌的女性同事。

　　那个女人——让我们称她为路易丝(Louise)吧——让我朋友感到非常气愤，她也对我们进行了异常详尽的描述，以至于我一听到路易丝这个名字，心里就会发怵。她就相当于我朋友前男友的办公室版本——你对他的爱已经荡然无存，以至于他的每一丝呼吸都会让你起鸡皮疙瘩，并渴望着把他的头狠狠往墙上撞。

　　当然，两者的区别在于：我朋友从未与路易丝坠入爱河。事实上，她一直憎恶关于路易丝的一切：她那簌簌作响的长裙，她捧在胸前的巨大茶杯，以及她想和你说话时与你贴身而坐的方式。

　　憎恶不是一种值得称赞的情感。其中的失败者往往不是被憎恶的人，而是那个憎恶别人的人。但想象工作场合不存在这种情感，就仿佛在说没人搞办公室恋情一样。如果你可以对工作充满激情，为什么不能对同事感到极度憎恶呢？

　　憎恶同事的丑陋理由五花八门。一位广告业的朋友讨厌的同事做的工作与她类似。坦白地说，她觉得妒嫉，因为她的对手做事有条理又高效，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常常被描述为“志向远大的员工”，让我的朋友相形见绌。

　　另一个朋友认为，将毫不相关的部门堆砌在一起的开放式办公室布局会滋生不满情绪。你身边的人与你的工作没有关系，但你每天无时无刻不听到他们的声音、看到他们的面孔。于是你开始关注口头禅和衣着打扮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现在，他极度厌恶一个整天戴着蓝牙耳机、好像是被焊在脑袋上的家伙。

　　讨厌路易丝的那个朋友的问题在于，在她所供职的中型会计师事务所里，没有人像她那么厌恶路易丝。“适度的冷淡”大概最能概括她同事对路易斯的态度。而这只不过让我朋友对路易丝的憎恶倍增。

　　我了解这种感觉。我以前在一所大学工作时，对一位同事产生了一种强烈得令人不快的厌恶感。一个周五的晚上，和同事一起喝酒时，作为传统高潮话题——我们暗恋的同事——的前奏，我们开始讨论让人喜欢的同事和让人讨厌的同事。“我来告诉你们谁好吧，”一个同事说道。“格温妮斯(Gwyneth)。”

　　“你在开玩笑吧，”我反对道。“格温妮斯糟透了。”

　　但所有人都在点头微笑。

　　“没错，就是格温妮斯。真是个可人儿。”

　　“非常亲切。”

　　“可不是嘛！”

　　没有人听到我的话。

　　如此说来，看起来除了我以外，人人都喜欢格温妮斯。我讨厌格温妮斯。格温妮斯并不是真名。我觉得应该用个假名，以防我以前的同事读到这篇文章。就我所知，我从未与名叫格温妮斯的人共事过。事实上，“她”是个男士。

　　为什么他们都看不到格温妮斯真正的令人厌恶之处？格温妮斯非常讨厌。这就是与同事喝酒的问题所在。他们会让你花更多时间考虑工作上的事儿，而你本来想得已经够多了。

　　那场谈话的后遗症让整个周末变得悲惨无比，对此我记忆犹新。对我同事的恐惧不断膨胀，最终化为《捉鬼敢死队》(Ghostbusters)里那个高达200英尺（约合61米——译者注）的棉花糖人Stay Puft。整个周末都被格温妮斯毁了。

　　我下定决心，周一早上要告诉她我的想法。那天我一进办公室就碰见了格温妮斯。我做了些什么？什么都没做。

　　我这么做倒是非常英国和保守。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要归咎于工作场所。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严重偏见（虽然这也是原因之一）。我不喜欢在那个部门工作的部分原因在于，每个人都过于客气、意见过于一致。但这和说我喜欢冲突和无礼完全是两回事儿。

　　格温妮斯经常犯了错却能逃避惩罚。她不断吹嘘那些伟大的项目，但从不去做，只是吹嘘而已。这种过度温文有礼的氛围，也让我无法说出自己的想法。我希望，现在我年长了一些，知道的事情更多以后，情况会发生变化。但是我不那么确定。

　　商业心理学家宾纳?坎多拉(Binna Kandola)同意这种氛围有碍坦诚，还会鼓励“群体思维”(group-think):“人们不愿说出自己的想法，成为异类。据说猪湾事件(The Bay of Pigs)就是群体思维的后果，因为人们害怕表达对立的观点。”

　　我怀疑其他人也不喜欢格温妮斯，但他们选择随大流。或许他们听到了我的话，但却在内心里与这些和普遍看法相左的观点做斗争。

　　坎多拉认为，我应该与格温妮斯对抗——同事间的些许磨擦能激励人们说出自己的想法。这一点在多丽丝?卡恩斯?古德温(Doris Kearns Goodwin)的《政敌团队：亚伯拉罕?林肯的政治天才》(Team of Rivals: The Political Genius of Abraham Lincoln)中得到了充分阐述。该书描写了众多内阁成员之间的敌意。

　　然而，伦敦的心理医生尼古拉斯?罗斯(Nicholas Rose)则表示，如果这种方法失败，你总是可以试着避开你厌恶的那个人。或者像我朋友那样，在饭桌上对他们进行极其详细的描述，让其他所有人也都讨厌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