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初，第十五届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召开，南都网发表了记者题为《广货吆喝浙货潜行》的报道，读来回味无穷。金融危机袭来，出口大跌，广东应声启动开拓内需市场，策划广货西北行、中部行、西南行，省委书记、省长亲自为广货北上“站台”吆喝。反观浙江，用不着政府出面“作秀”，注重的是常设市场和营销渠道的建设。“义乌商贸城”就是一个典型。目前该商贸城已在国内外形成了密集的销售网络，这为浙货“向内转”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义乌小商品市场（义乌商贸城）的前身是温州瑞安县（现为县级市）的瑞安商贸城，因为瑞安土地紧张，在政府的默认下市场资源逐步向义乌流失，最后成就了义乌。这是位于江西萍乡安源区的萍乡市绿宝陶瓷公司董事长徐宝呈的观点。2007年，温州人徐宝呈投资1.5亿元兴建绿宝陶瓷项目，一期占地面积120亩，瓷砖年产量可达1000万平方米。此前，徐宝呈办过鞋厂，也卖过摩托车零配件。今年4月份，徐宝呈又与同乡合伙在湖南益阳县新墙工业园建两条瓷片生产线，其未来的重点也定 在益阳。同时，还在江西高安拿地建熔块厂。而在山西阳城，大自然陶瓷有限公司也有他的股份。时下，温州人已经把陶瓷厂办到了伊朗、哈萨克斯坦，徐也有过“走出去”的冲动。
　　

　　这些年温州人在山东、河北、江西、安徽、河南、湖南、湖北、山西、陕西等地投资建陶瓷厂，一些过去从来没有办过陶瓷厂的地方因为温州人的进入而逐步发展成新兴陶瓷产区，比如安徽淮北基本上都是温州企业，高安也有七八家。徐宝呈甚至认为“基本上到哪个地方第一家陶瓷厂都是温州人办的”。虽然此说有点夸张，但却揭示了这样一个基本现实：温州人在新兴产区发展历程中，起到了陶瓷文明启蒙者、播种机的重要作用。无疑，他们为后来者打下了基础。
　　

　　而事实上，温州也是近代中国陶瓷工业的发祥地。1914年，吴佑卿先生在温州永强创建了第一座近代陶瓷窑——青山瓷窑。1939年吴百亨先生在温州创办了西山瓷器厂。1943年生产出中国第一批“西山牌”陶瓷釉面砖，从而揭开了中国近代建筑陶瓷工业的序幕。此前，国内主要建陶产品是上海的“泰山牌”无釉毛面砖和唐山启新瓷厂的红缸砖。
　

　　　新中国成立后，吴百亨先生的温州西山面砖厂先后成功研制出摩擦压机、喷釉机、磨粉打浆机，从而结束了繁重的手工压坯、手工搪釉的旧工艺，减轻了劳动强度，改善了生产环境，提高了生产效率和施釉质量等，并试制成功黑色釉面砖，出口到世界五大洲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温州“西山牌”瓷砖因此享誉中外，盛极一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浙江省初步形成了温州、杭州、金华、宁波、绍兴、湖州、嘉兴等七个生产区域。但最近10多年，作为浙江省主要陶瓷产区的温州由于土地、人力等要素成本急剧增加，建筑陶瓷生产不断萎缩，陶瓷产业资本大量往中西部等地区转移。这些企业产品定位基本为县乡市场，实行区域化生产、区域化销售，对改变中国建筑陶瓷产能布局起了先导作用。
　　

　　温州人在内地办陶瓷厂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温州人是用资本撬动产业，其办企业所需要的资源全部通过资本的力量来整合。温州陶瓷人的第一桶金基本上都不是在陶瓷行业里获得的。温州投资者并不懂陶瓷，他们大多是单纯的投资人，或投资人兼管理者，技术和营销人都在市场上现找。这与广东、福建、四川等地多数投资人的专业技术背景和营销人背景有很大不同。这也导致两个结果：温州陶瓷人不迷恋技术也不擅长技术与创新，陶瓷工厂对温州老板来说只是一门生意，因此也就无所谓品牌。产品卖到市场有利润就接着做，没有利润就撤，再寻其他有利润的行业投资；二、温州人勤勉，吃苦耐劳 。温州人有一种“蟑螂精神”，可以在最阴暗、潮湿、低矮的“卑贱而顽强”的地方生存。徐宝呈认为，温州人“可以钻龙门，也可以钻狗洞”。环宝陶瓷投资人曾建国已有亿万身家且年过五十，但他却选择重新开始——从住工棚、打地铺开始建陶瓷厂；三、温州人崇尚低成本运作，擅长价格战。温州人喜欢用自己的钱滚动发展，不喜欢到银行借贷——因为借贷要付利息。即便要举债，温州人也多会选择“地下钱庄”，因为向私人融资方便。温州人自称不懂得“资本运作”，到一个地方投资不会给地方政府压力，因为他们一般不需要政府的金融支持。结果，也就不怎么主动去跟地方政府搞好关系。
　　

　　总之，笔者以为，在陶瓷行业，温州老板的“另类”体现在：草根精神、市场意识、资本力量、生意本位——他们是会做生意的中国犹太人。与广东老板们相比，他们最缺的是实业精神、创新品格和品牌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