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应英国商会的邀请，我在他们举办的午餐会上用英语发表了关于中国经济形势的讲演。为了准备这个演讲的主题，我可谓煞费苦心。因为我注意到，大多数谈论中国经济现实的文字都习惯于分析所谓的“三驾马车”。而我对这几驾马车怎么也没有什么兴趣。我甚至纳闷，到底是谁并且从哪儿学来了这套招数，但它早已变成了政府的研究机关分析经济形势的套路。不幸的是，这恐怕是一个非常容易被误导和滥用的概念。

    那何不选择一个受众不怎么听得到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经济形势呢？如果我们注意这些日子以来国际上关于中国经济形势的讨论动态的话，就会发现，人们正在重新讨论着中国的储蓄和投资问题。在国内，更多的人把一个国家的储蓄等同于百姓的银行存款。一说起中国的高储蓄，大多数人习惯于把这个特征想象成银行存款过多的现象。在研究宏观经济层面的问题时，经济学家则把国家的储蓄定义成国民收入扣除最终消费的剩余。由于国家的储蓄应该涵盖家庭、公司与政府部门，所以国家储蓄的概念就不再仅仅是百姓存款的概念了。观察国家的储蓄，或者要核实国家储蓄率的变动方向，我们需要去熟悉一个国家的国民收入账户和资金流量表，而不仅仅注意银行存款的变动。

    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利用中国的国民账户资料来计算国家的国内总储蓄率，那么，国家的国内总储蓄的确是不断提高的。十年前，国家储蓄占GDP的水平大约为36%，而今天已经上升到了差不多46%。这个模式看上去与百姓的银行存款的增长是类似的。其实并非如此。例如，如果我们把家庭的储蓄用家庭的支配收入减去家庭的消费来估计的话，那么，家庭的储蓄占GDP的比重过去十年来却是不断下降的，而不是像银行存款那样持续增加的。现在家庭的储蓄占GDP的比重只有16%左右，而10年前则超过了20%。

    政府也储蓄，政府也有存款。两者并不是一回事。在国民账户中，我们把政府的储蓄用政府的收入扣除政府消费来测算，政府的储蓄占GDP的比重当前达到了6%左右，与10年前的5% 相比，政府的储蓄虽有增长，但并不显著。原因不难想明白，尽管在每年的国民收入中，政府部门获得的份额10年来在不断增加，但政府的消费也增长较快。储蓄增加最明显的是企业部门。由于企业部门基本上没有消费，也很少派息分红，国有的公司更没有向政府上缴收益，中国的企业部门的总储蓄在过去10年来获得了非常显著的增加。10年前，中国的企业总储蓄占GDP约为12%，而今天已经高达20%以上，已经超出了家庭的储蓄水平。在世界上也许只有日本达到了这个水平。实际上，如果说中国和美国的国家储蓄率的最大差异是在家庭储蓄方面的话，那么，中国和印度的国家储蓄的差异就主要在企业储蓄方面了。印度的企业储蓄只占GDP的5%。

    因为企业的消费微不足道，企业储蓄水平的大幅度增长应该主要反映了企业可支配收入，尤其是利润的显著增长。而这一点恰恰是有争议的。因为，这么多年了，我们已经习惯于不把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看成可以赢利甚至赢利可以大幅度改善的企业。久而久之，我们似乎也不愿意接受中国企业的利润大幅度增长的事实。如果我们中国企业的赢利状况真的大幅度改善了，那岂不就说明了中国企业变得更有竞争力了吗？其实不是。说企业的赢利增加是一回事，说企业的利润率提高是另一回事，而说企业的生产率提高则是第三回事了。这是经济学告诉我们的。如果外部市场需求条件不变，利润率的提高应该反映生产率的提高，而如果市场需求条件改善了，企业的投资扩张就能改善赢利水平。即使利润率未必变化，如果能够赢利的企业数量增加了也能导致企业赢利的整体增长现象的发生。

    这个问题又把我带回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的那场争议。那个时候，经济学家看不懂的是中国企业的财务状况整体恶化的情景。正当企业改革如火如荼的时候，大规模的企业亏损在80年代后期发生了。那个现象让很多人困惑。为什么当经济学家发现中国企业的生产率显著提高了，企业的赢利或者我们习惯于说的“经济效益”却在下降和恶化？我在后来发表的实证研究论文中说，这些问题的解答需要考虑市场条件的变化。市场条件的变化是理解生产率与利润率关系的关键。而且我发现，整体上看到的企业亏损现象既可能是因为亏损企业的数量急剧增加而引起，也可能因为单个企业的亏损程度的提高引起。后者与生产率恶化有关，而前者则取决于市场需求的变化。

    与90年代初我们看到的中国企业大规模亏损现象正好相反，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企业的赢利整体上在不断改善中。而这个改善应该更多地反映市场需求条件的有利变化。这个市场条件的变化是1998年之后政府启动内需扩张政策的结果。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朱镕基政府为了扭转经济的下行趋势，实施了力度可观的积极财政政策，每年发行大规模的政府债券来启动和拉起国内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这个政策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改善市场需求的转折点。这个效应持续到了今天。消费信贷刺激了家庭的住房需求，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则释放着持续的投资品需求。大量的企业也就是在这之后开始进入投资扩张时期的。由于投资旺盛，整个经济对于上游基础部门的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保持了持续的增长，这为大量地处上游的国有企业提供了有利的市场环境。

    我的这个解释也得到了多年从事企业投资咨询业务的史正富博士的认同。十年来他参与了中国很多地方企业的投资活动，对企业赢利状况应该有不少微观上的观察。他告诉我，他自己管理和参与投资的很多企业，基本上在90年代末之后获得了迅速扩张的市场机会。在此之前的很多难以生存的企业和很小的企业的赢利在过去5-6年里几乎都出现了“井喷式”的超常的增长。当然也制造出了很多“黑马企业家”。其实，也就是在这个时间之后，中国的外部经济开始出现了累积性的不平衡现象。就这样，解读中国的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我找到了这个不同寻常的角度。

    与不少同行的看法不同，我认为我们要正视这些变化的发生。中国企业储蓄这些年来的显著增加并不能简单地认为是统计数据上的误导，更不能解释为空穴来风。它反映的是这些年来中国宏观积极扩张政策所改变的市场需求的条件。因为企业的储蓄这些年来持续增加了，企业的投资冲动就更大了。而且因为投资冲动的释放，短期里有助于提高中国生产领域的过剩生产能力的利用率，所以在宏观上就表现为经济的过度繁荣现象。坦率地说，这个十年所发生的市场条件的变化真的很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如果这些年来这样的经济繁荣是积极财政政策持续发挥效力的结果，那么就值得我们去问这样的问题：政策的效力为什么持续了这么久的时间？它会很快结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