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世纪，世界的轮廓逐渐分明，海洋贸易长足发展，通行的海洋法则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中西贸易则是这部史书上浓墨重彩的一笔。16世纪末，葡萄牙人为了避开阿拉伯中间商，开辟出了直接从中国进口货物的航线。在葡萄牙成立东印度公司后，欧洲各国纷纷成立东印度公司，将中国货物带往欧洲。这是“双赢”的生意，大量白银涌入中国，而每艘安全回程的欧洲船舶都可能让船主一夜暴富——据说，哥德堡号船上装载的丝绸、茶叶、陶瓷如果卖掉，所获收益将相当于当时瑞典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即使它沉没了，打捞上来的四分之一货物也补足了这艘船的所有亏空，还使股东分得145%的红利。

　　瓷器厚重，可放在舱底，是理想的压舱货。在1602-1604年之间，两条葡萄牙帆船被荷兰人截获，船上货物数以万计，在阿姆斯特丹被拍卖，由此燃起了欧洲人对中国瓷器的狂热。自从1634年中国方面回应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订单后，17世纪就成为中国出口外销瓷的鼎盛时期。巴达维亚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记录显示，每年至少有300万件瓷器被运往欧洲。比起作为消耗品的茶叶和娇嫩易损的丝绸，瓷器是曾经拥有世界上近三分之一财富的古代中华帝国最后的黄金时代的见证。

　　一晃200年过去，20世纪20年代末，荷兰人倪汉克的外祖父、银行家本·范·希斯开始购买中国的瓷器。他对那些瓷器所知不多，购买它们往往纯粹出于喜欢，觉得它们美丽。后来，他的女婿、倪汉克的父亲加入到了对这些瓷器的欣赏和收藏中。1951年出生的倪汉克从小就认识那些瓷器，对那些蓝白相间的纹饰十分着迷，对上面画着的那些身穿“长裙”、梳辫子的男人和盘着发髻的女人感到好奇，他对遥远中国的向往由此而生。1991年，倪汉克在父亲去世后继承了全部的瓷器藏品，并通过各种拍卖会，让自己的藏品扩充了近40%。他买了一幢建于1885年的房子，天花板距离地面有4米高，非常适合放置传统法式风格的胡桃木陈列柜，那里面摆满了他的瓷器，有时他会在柜前坐上一两个小时看那些瓷器。

　　“收藏意味着，当你想要改变你的生活时，它会令你感到困惑和迟疑，”倪汉克对记者说，“如果我要做出某个重大的决定和行动，我必须轻装上阵，这就是说我得为瓷器们考虑归宿。”祖父的藏品，“身价”已百倍于当年，但他不想出售它们，也不希望将它们分赠给他的几个孩子，他不想让三代人收集起来的瓷器又分开流散。

　　2007年，倪汉克到上海博物馆看一个美术展，在这里，他发现了对他来说很罕见的官窑，也发现对中国本土而言，在欧洲相当常见的中国外销瓷却十分罕见。这使他决定将家族三代人收藏的97件瓷器捐赠给上海博物馆，让那些外销瓷器在300年后重返出生地，唯一的条件是：2010年，上博要在荷兰海牙市举办一个“中国官窑瓷器展”。

　　据上博陶瓷研究部主任陆明华介绍，这批捐赠瓷器除一件是日本彩瓷外，其余均为景德镇窑产品，其中有一部分还是中国国内不常见的瓷器，烧造时间为明代万历时期至清代，绝大多数是康熙时期的作品。除了单纯的青花瓷，这批捐赠瓷器中还有少量洒蓝釉地青花和青花五彩描金瓷器，器形则包括盘、碗、罐、茶壶、熏炉以及不同造型的瓶，装饰图案从仕女图、《西厢记》故事，到麒麟、花鸟、纹章，十分丰富。它们保存状态较好，釉色光润、造型别致、装饰美观，具有较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其市场总价估计达数百万美元。“一些不能来上海看的同行向我打听，这批瓷器质量如何，我的意见是：整体上说，中等偏上，但其中有些是精品。”陆明华说，“而且，许多年来，国内的贸易陶瓷研究进展缓慢，主要原因是缺乏研究资料。随着近二三十年来处于古代航线上的许多沉船被发现，大量中国瓷器打捞出水，使得国内外的中国外销瓷研究得以深入，大家对历代运销国外的中国瓷器历史也有了更多的认识。这批瓷器的意义也在于此。”

　　展览海报上的展品是一只乾隆后期的景德镇窑青花帆船图花口盘，制作它的工匠很可能没有见过海船，他凭想象画出了一艘带着许多中国帆船影子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克拉克船，船在翻涌的波涛上前行，而船的周围装饰着典型的中国纹样：童子戏莲和鱼藻纹，以及三条泳姿各异的鱼。陆华明说：“这艘不伦不类的帆船，以及工匠显然得心应手的传统装饰，无论如何，正是中西合璧、中外贸易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