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绘画作品，需经历1380度的高温才愈发栩栩如生;有一门顶尖艺术，正面临传承人青黄不接的尴尬局面;有一个耄耋老人，穷其一生只为作品在烈火中涅槃;

　　无论是 《观沧海》还是 《凝香》或者 《少妇的休闲》，与几千个画面一样，1380度的高温烧制最终很难辜负邓文科抱瓶时的大胆预设。1380度，把艺术交给它是一件多么铤而走险的事儿。作为一个顶尖的陶艺大师，会书画不是功夫，而是要擅长与窑子取得默契。邓文科的名字是和当今中国陶瓷艺术瑰宝之一釉下五彩齐名的，他的作品大胆、泼辣、灵动，有一点叛逆，是蛰伏在大师生命中今生今世的愤世嫉俗。按他自己的话说，作画前是胸有成竹的章法，提笔后却是笔走蛇龙的宣泄。

　　号称 “瓷城”的醴陵，名气虽然不及江西景德镇，但在“红色官窑”中烧制的醴陵釉下五彩却独步天下、闻名遐迩。邓文科的作品早先就成为了毛主席的专门用瓷，后来一般陈列在诸如国务院办公厅、中南海紫光阁、人民大会堂芙蓉厅、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以及各大美术馆和博物馆等，再者就是作为国礼在外交中赠送给各国首脑。2009年北京冬季陶瓷拍卖会上，邓文科的一件梅花大挂盘被闻讯赶来的中西陶瓷收藏玩家竞相举牌，最终以82万元的拍价被北京玩家抱走。

　　而此时80岁的邓文科因为两次中风，正卧床在醴陵市陶瓷研究所生活区的家中。2010年2月24日 (正月十一)，记者在株洲南楚画苑周子博的陪同下前往老人的住所。老人生性桀骜，听说很少接受媒体访问，几十年不多的几次受访均来自中央电视台、中央广播电台和 《人民日报》等。此行是否会遭遇 “驱赶”，事前我们猜不到结局。老人的身体如何，能否交谈也是问题。

　　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窗台前阳光下的老人不仅神采飞扬而且嗓门极大，只寒暄两句后便感投缘，随便一个话题就可让他滔滔不绝。一上午的访谈让熟悉老人的周子博说，这不仅是个奇迹更是段奇缘。期间，邓文科的老伴因担心其体力不支，连续三次暗示也没有终止邓的谈兴，只好任凭那些络绎不绝的高价求画者一律冷坐房外。

　　离经不叛道

　　记者：见到您以后，我们发现早先对您身体的担忧是完全多余的，外面要见您的人可多呵。能应付得过来吗?

　　邓文科：常言道：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一定有一个贤能的女人，我虽然谈不上大成，而我的老伴确是个贤惠善良的女人。我1998年开始中风，10年来搭帮老伴一直无微不至地细心照料，使我的病情康复得很快。我想人的有生之年确实有限，上天有眼，让我残疾的是左手而不是右手。 “疾残左侧熬岁月，天留右臂写春秋。”我一直在病中坚持工作，尽自己的能力绘制和创作。由于我病后气力、精力、耐力以至腕力、眼力都不如健康时，我为作品难以满足读者审美需求而深感愧疚。找我求画的都是几十年的熟人、老朋友，他们抱白坯出钱 (一般是麻雀3万鸡2万)，还要冒着被烧坏的风险，是对我的充分尊重和认可，目前5天一幅，每个月五六幅是没有问题的。

　　记者：我们知道，艺术创作是需要丰富的灵感源泉，这在您病发后有影响吗?

　　邓文科：基本能跟上。人生苦短，我14岁跟随著名釉下彩绘名家吴寿祺先生学习釉下彩绘，到今天已经66年，这些年来，虽然为陶研所和金煌、红官窑、醴泉窑艺、彩练堂、五彩堂等等企业绘制了不少釉下彩花瓶，其中相当部分是比较满意的，但数量毕竟有限。66年来，我有积淀，但还没有喷薄干净。我们通常说，创作必须胸有成竹，我认为既需要胸有成竹，更需要 “胸无成竹”。胸有成竹是提笔前的章法，“无竹”是指提笔后的一路狂奔，对墨守成规的突破。

　　记者：现在的小孩学画，有特长班，有名校，我很想知道，您在旧社会学习绘画是一种怎样的情形?

　　邓文科：我出生于醴陵农家，旧时我家很穷，学画作为讨饭吃的手艺、工艺，拜师学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旧时学画没有颜料，我就用南瓜花榨成汁做黄颜色，南瓜藤做青颜色，因为喜欢，乐此不疲。

　　作品≠产品

　　记者：您的作品中以麻雀为题材的很多，凌空傲天的、婉转鸣唱的，在烈火的焚烧后不但没有失真反倒显得更加栩栩如生，而且哪怕是几十只集中一个画面的，都完全没有雷同的形态，让人看了很是忍俊不止，为什么对麻雀这么情有独钟?

　　邓文科：花鸟鱼虫是我作品的常见题材，比方说画鸡，画麻雀。我认为麻雀这一常见而又生命力极其顽强的动物，充满自由精神和艺术灵气。瓷器艺术从来就不是一门单独的艺术，釉下五彩瓷器制作难度大，成品率低，这需要有娴熟的技巧和过硬的基本功。它是工艺技巧与深厚的装饰绘画功底相结合的艺术作品。烈火焚烧，把握好了是凤凰涅槃，把握不好是彻底毁灭。凌空和嘀啾的麻雀，能够烧制成在宣纸上不能到达的境界，就是涅槃和升华，这种神秘是其他载体所不能承载的功能。

　　记者：我们知道您早在上世纪就被国家确认为釉下五彩的一代大师，成为醴陵窑200多年来的第一位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而在此前只是高级工艺美术师。之后您于釉下五彩就犹如梅兰芳于京剧，齐白石、徐悲鸿于中国画，您自己认为呢?

　　邓文科：醴陵 “釉下五彩”，素以 “薄如纸、白如玉、明如镜、声如磬”著称，配方至今绝密，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1915年，凭借釉下五彩 “扁豆双禽瓶”一举夺下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 “金奖”后被称为 “中华瓷王”。那个年代的大师才是釉下五彩的第一化身，醴陵之所以有釉下五彩，离不开一个人，那就是著名文化人熊希龄先生。没有他1907年在醴陵创办瓷业学堂和瓷业公司，突破性创造了用成多色的釉下彩绘，就没有今天的醴陵釉下五彩。外界对我的评价是对我的褒奖和赞美，我只是对釉下五彩进行了传承，顶多只是第二人。

　　记者：您刚才说的凤凰涅槃，必须在1380度以上的高温下完成。搞不好，这一把火会把几个月的辛勤绘制烧得面目全非，1380度高温，我总觉得把艺术交给它是一件铤而走险的事，我想，这与其说是陶瓷的炼狱过程，还不如说是一代大师的炼狱过程，您觉得恰当吗?

　　邓文科：作为一个顶尖的陶艺大师，会书画不是功夫，而是要擅长与窑子取得默契。这种功力的取得在现在看来，年轻人很难坚持。我们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陶研所搞研发，59块5的工资拿了不知道多少年，那时候的动力仅仅来自一句话，一本荣誉证书和一个光荣称号。后来我开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其实也只是个荣誉成分多，每月100块钱直到去年才加到现在的600元。很多年轻人害怕贻误前程更忍受不了清贫，都纷纷改了行。而我们那时候穷尽半生只知道闷头创作，创作就是创优，哪有做产品急功近利拿到市场上去拍多少钱的概念?

　　关于传承

　　邓文科是一个天生的大师，做得出惊世骇俗的陶艺品，写得出几十万字的专业著作，更重要的是还能选择自己的艺术个性实现儿时五彩缤纷的色彩预设。虽然苦心孤诣，最终换来了人们对他的浓厚兴趣和敬仰。老人自谦病后作品不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巅峰之作，但根本无须怀疑，若干年后，人们对他的关注会与日俱增，那些如今踏破邓家寓所门槛讨画的商家玩家，对他的作品会愈加珍藏。

　　2009年，邓文科正式被评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醴陵釉下五彩瓷的传承人。对于这一称呼，媒体和圈内一致公认这是名至实归。而名衔对于穷其大半生的80岁高龄老人来说，这是一个终结还是开始?是一个荣誉还是一份责任?邓文科传承并光大了釉下五彩的先辈，那么谁将传承他?

　　老人曾把亲生儿子邓思纯申报国家文化部，并获得批示，同意其子学习并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醴陵釉下五彩的传承人，但令人伤心的是，邓思纯不幸病故。

　　这几年，醴陵收藏大师作品之风劲吹，街头有完全该主题而把玩牌客人拒之门外的主题茶馆。谈到釉下五彩的产业，邓文科丝毫不怀疑未来会有更光鲜的春天。但同样深感遗憾的是 人 才 缺失，这个遗憾似乎比丧子之疼来得更加真切。

　　邓 文 科说，知道梅兰芳吗?把京剧唱响百老汇甚至全人类，单靠那几个弟子的力量能行吗?一门艺术，一个行业的繁荣不是靠某某大师带徒弟带出来的，而是机制。年代不同了，这个时候，把艺术作品做成艺术产品不是万万不可，而是 势 在 必行。

　　关于毛瓷

　　历史上毛泽东从先后六次到过醴陵，也正是由于毛泽东的一句话，从而使醴陵发展成为了新中国的 “瓷城”。1955年由国家投资在这里建造了一座代表当代中国烧造瓷器最高水平的第一个 “官窑”——湖南省陶瓷研究所。据陶瓷研究所的老艺人们回忆。50年代到70年代，湖南省陶瓷研究所烧造的瓷器，并不向社会和民间销售。而是在烧成后，精挑细选最精美、最优质的釉下五彩瓷器直接送往北京中南海，事实表明湖南省陶瓷研究所就是中国当代最神秘的 “官窑”。

　　据有关档案记载：在所有毛泽东生活用瓷遗物中，惟一存世数量最多的就是一种绘有釉下五彩红梅翠竹纹的饭碗、菜碗、胜利杯、汤匙、瓷碟、茶壶、茶杯。这些纹饰精美、发色艳丽、型制优雅的瓷器用具均出自1971年时任陶瓷研究所所长的李维善、时任三室副主任、副总工程师邓文科，高级工程师林家湖、总工程师梁六奎等人设计的花面。

　　釉下五彩 “主席用瓷”的研究、设计、烧造，汇集了湖南陶瓷研究所最优秀的工匠，不惜工本造价，竭尽所能。此类品种式样之多，制作工艺之精，其烧造时间跨度最长均超越了历朝历代，位列诸瓷之冠。

　　人物简介：

　　邓文科，艺名毅蜂，号清风楼主人。1930年生于醴陵本土。1956年进入湖南省陶瓷研究所，1990年评授湖南省工艺美术大师;1993年评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2003年获中国陶艺大师称号;终生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9年，评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醴陵釉下五彩瓷的传承人;毛主席用瓷主要设计者之一。

　　此外，邓文科在中国书画方面造诣颇深，尤以花鸟、篆隶见长，他的名字已载入 《中国现代美术家人名大辞典》。邓文科的陶瓷艺术作品已经成为海内外陶瓷收藏玩家竞相追逐的投资型艺术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