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澳Ⅰ号”的发现证明了南澳海域在明代已是中外舶商进行贸易的重要场所，也是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之一。“南澳Ⅰ号”上所发现的青花瓷在国内陆上考古鲜有大批量发现，对远销国外民窑青花瓷的生产、贸易线路等一系列考古课题也少有实物印证，而本次“南澳Ⅰ号”上载有的大量民窑青花瓷，将给考古界许多信息。从这方面讲，“南澳Ⅰ号”的考古意义丝毫不逊于“南海Ⅰ号”。

    明清外销瓷出口

    “‘南澳Ⅰ号’有大量瓷器产自福建平和窑。”在几百件瓷器陆续出水之后，汕头市南澳县博物馆馆长黄迎涛告诉媒体，他上月初前往漳州市博物馆，找到一个青花仕女瓷盘，竟然跟从“南澳Ⅰ号”沉船打捞出水的一件青花仕女瓷盘花纹、瓷质一模一样。

    原福建博物院陈列部主任林忠干研究员认为：“平和窑是明清时期福建漳州地区瓷窑的代表窑口，与同时期云霄、华安等地的60多处窑统称为漳州窑。”

    林忠干研究员认为，明朝海禁，但是从隆庆元年开始，只在漳州月港设立了对外开放港口。明万历年间，是漳州窑的鼎盛时期。正是因为月港商贸的繁荣，极大刺激了漳州窑业的全面发展。

    据了解，漳州窑址遍布各县及邻近地区，以平和南胜、五寨为代表的窑场作坊，引领生产和外销的潮流。在《东西洋考》等历史文献中明确记载瓷器作为出口商品，此后在考古发现中也屡有瓷器烧成年代的实物见证。

    林忠干说，景德镇、德化窑等烧好的瓷器，也要水路运到月港外销。“南澳Ⅰ号”沉没的南澳海域是海上东亚古航线的重要通道，向北航行可到日本、朝鲜，向东可抵达菲律宾群岛，向南越过印尼等南洋各国，更远可抵达欧洲、非洲。

    而漳州窑的产品发现与这一足迹相符合，在欧洲、东南亚以及日本都有不少传世品，就连南美洲的墨西哥也有发现。在17世纪的欧洲，漳州窑的青花大盘更是风靡欧洲上流社会，常有一盘难求的情况。就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学者曾专程来到福建，与本地学者共同发掘漳州窑，他们一致认为，漳州窑占据了明清时期福建外销瓷的主导地位。
漳州曾“十里长窑”

    中国古陶瓷学会会员钱汉东先生向记者讲述了漳州窑的兴衰，漳州窑在此产生并在明清时期大发展纯属偶然。据《平和县志》记载，1513年，平和芦溪等处爆发农民起义，提督军门王阳明发二省兵众，平定叛乱后，为安抚地方，选留随军兵众，在各新建置的县治衙门充当杂役等，与当地百姓共建平和，士兵中有来自江西的制瓷能工巧匠。

    入明后，素有“东方大港”美誉的泉州港已衰败，取而代之的是明代著名的海外交通贸易中心——漳州月港。平和县外销瓷的迅速崛起，与月港的兴起是息息相关的。在漳州平和县境内南胜、五寨一带发现龙窑遗址数以百计，它们临溪依山而建，形成“十里长窑”。从平和花山溪顺流而下，直达月港，便捷的交通，使瓷业生产呈现蓬勃发展的势头，甚至可与近邻德化瓷相媲美。月港的海上贸易空前繁荣，瓷器又是对外出口的大宗商品，为百姓造福，获取厚利。从平和窑址采集到的瓷器标本看，尽管胎釉有别于其他窑口，但其模印、刻画技法、构图等与景德镇窑如出一辙，这也是其常被混淆为景德镇瓷的原因。

    明万历年间，景德镇制瓷业出现原料危机。窑工反对陶监的斗争，最终酿成火烧御窑厂的暴力斗争，加之明末清初朝代更替中出现的政治动乱，造成景德镇外销瓷生产的减产甚至停歇。东印度公司的老板手持景德镇瓷器样品和西方人喜爱的图样四处寻找供货方，沿海漳州窑成为替代景德镇瓷器的生产基地。据文献记载：1621年至1632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曾三次在漳州收购瓷器，数量动辄上万，日本人也从漳州购买大量瓷器，考古资料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清初，清政府实行“海禁”，月港走向衰落，漳州窑也因销路受阻而颓废，“克拉克瓷”从此在海内外销声匿迹，给后人留下一连串遥远而美丽的遐想。

　延伸阅读

    克拉克瓷

    公元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海上捕获一艘葡萄牙商船——“克拉克号”，船上装有大量来自中国的青花瓷器，因不明瓷器产地，欧洲人把这种瓷器命名为“克拉克瓷”。

     20世纪80年代中期，阿姆斯特丹举行题为“晚到了400年的中国瓷器来了”的大型拍卖会，拍卖品均是从16世纪至17世纪沉船中打捞出来的中国瓷器，其中不乏被称为“克拉克瓷”的青花瓷器。“克拉克瓷”再度引起世人瞩目。无独有偶，近年来沉没于1600年的菲律宾“圣迭戈号”，1613年葬身于非洲西部圣赫勒拿岛海域的“白狮号”，埃及的福斯塔遗址、日本的关西地区等均相继发现大量的“克拉克瓷”。令人费解的是，这种盛产于中国的瓷器在国内却罕见收藏。考古界根据其工艺、风格、纹饰特点，曾经推测它是明清所产的青花瓷。

     20世纪90年代，在对福建平和南胜、五寨明清古窑址的调查与发掘过程中，找到了烧造国外所谓“克拉克瓷”、“汕头器”的窑址和销往日本等国的实物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