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克瓷高潮的幻灭
虽然，不同于景德镇的青花和德化的“中国白”，产于福建漳州平和的克拉克瓷只热销了很短时间，但它见证了中国明末清初海上贸易的鼎盛与衰弱
从沉船“南澳一号”上打捞出明末清初的“克拉克瓷”的消息，再一次将人们的目光集中在这种曾经热销国外的中国陶瓷上。
因为按照外国订单制作，克拉克瓷少有留于国内，因此一直不为国内所知。和景德镇的青花、德化的“中国白”不同，作为当时景德镇产能不足的补充，产于福建漳州平和的克拉克瓷只热销了很短时间，这个瓷器品种随着沿海贸易的变化很快消失了。
而克拉克瓷也见证了中国海上贸易最鼎盛的那个时期。
作为景德镇青花的补充
葡萄牙是最早同中国做生意的欧洲人。
公元1653年，葡萄牙“克拉克”号商船在马六甲海峡被荷兰武装船队劫持，“克拉克”号上装载的约十万件中国瓷器被运往阿姆斯特丹。1654年拍卖时，轰动整个欧洲。但没有人知道这批瓷器产自何处，只能以葡萄牙战舰的名字命名为“克拉克瓷”。
上世纪50年代，故宫博物院派人到漳州，寻找一种叫漳州器的米黄色小开片瓷器及其窑址时，意外发现南胜(历史上平和县城所在地)、五寨等古代窑址，出土了与克拉克瓷形制相仿的残片。1984年，考古人员在平和发现烧制克拉克瓷的窑址，1998年正式向世界宣布平和窑为克拉克瓷产地。
平和县现属漳州市，一直是福建偏远山区的一座偏僻的小县城。
1507年开始，平和当地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长达八年。王明阳率部平定起义，并奏请朝廷在此建县，取名“平和”，意为寇平人和。
1518年，明正德十三年，平和正式建县。为了确保安定，王明阳将部队中的一批兵将留在平和，他们几乎都是江西人。
“这些江西人中有不少会烧陶瓷。没有明确记载，在江西籍兵将留下前，平和当地有瓷器生产。”平和县博物馆馆长杨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而且在其后一百多年间有13位平和县县令是江西人，他们也将烧瓷的技术和工匠带到平和。”
留下的江西籍兵将都成了老百姓，不再领军饷，他们急需一种谋生的手段。江西籍县令也深知制瓷的好处，鼓励开展。直到现在，研究者都没有找到关于平和窑的赋税记载，有种说法是，当时平和县烧瓷是免税的。
平和县群山环抱，适合依山建窑，丰富的水资源能带动窑厂用的水车，山上树木繁茂，而且有许多松柏，松柏燃烧后的松油温度很高，是烧瓷的理想材料。更重要的是当地瓷土资源丰富，这也是一个地方是否能生产陶瓷的首要条件。历史上，福建省曾有德化窑、漳浦窑、厦门窑、闽侯窑、莆田窑等多处窑址存在，全省内的瓷土资源可见一斑。
天然的资源加上政府鼓励，平和县的窑厂不断出现，后人用“十里窑烟”来描述当年的情景。但平和百姓大都只在农闲时烧瓷，并不完全以烧瓷为生，这也佐证了平和窑厂一直在做外销订单的猜测——有单来了才生产。
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景德镇出现原料危机，有官窑曾两度停烧。民窑也因繁重的税负一度被扼杀。景德镇的窑厂陷入困境，但外销瓷的订单没有减少。据史料记载，1609年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621～1632年间，曾三次在中国收购瓷器。此后80年间，仅东印度公司一家就从中国运走1600万件瓷器。
如此多的瓷器出口订单，景德镇难以承受。东印度公司等外国客商希望找到新的窑厂替补景德镇，也希望在沿海开放口岸地区能找到窑厂生产，以避免从江西往沿海港口运送瓷器的奔波，减少在长距离陆路运输中瓷器的损坏。
外国客商首先找到德化，历史上福建德化与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并称为中国三大古瓷都。早在唐代，德化制瓷就相当发达，当地工匠颜化彩写出了第一部陶瓷专著《陶业法》。
“德化的瓷土非常好，因此特色就是烧白瓷和瓷雕。也做过青花瓷，但只做了一段时间，是根据国外的订单做的。”德化陶瓷博物馆馆长郑炯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据推测，当时商人从德化顺流而下找到了平和，定制瓷器。
作为大量制作景德镇瓷器替代品的生产基地，平和窑在出口的鼎盛时期一直以青花瓷为主，模印、刻画技法、构图与景德镇产品类似，但与取土、施釉、烧制等流程早有一套严谨完备方法的景德镇相比仍有差距。
走私港火了克拉克瓷
宋朝到明清时期是福建瓷器制造外销的繁荣时期，这和当年发达的海上贸易有关。
“德化陶瓷大规模从泉州港出口是从宋代开始。”德化陶瓷博物馆馆长郑炯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从德化挑着瓷器走一天山路到永春(泉州的一个县)，装船航行一天能到泉州港。”
距离漳州200公里远的泉州港在唐朝已经是中国对外贸易的最佳港口之一，到了宋朝，泉州港已和埃及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第一大港。从泉州港出发的船只北上可达日本、朝鲜，南下则到达东南亚，由此转往世界各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郑和率领240 多艘海船出海远航，访问了30多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的国家和地区。此后的28年里，郑和率船队七次出海，作为明朝的使者到各地访问。每到一地，向当地首领馈赠礼品，其中就有大量陶瓷。
明朝时期，泉州造船业发达，当地有经验丰富的水手、舵工，是郑和船队的重要成员。《西山杂志》记载郑和“调雇泉州船，以东石沿海名导引，从苏州浏家港入海，至泉州寄泊……”
明嘉靖、万历年间，海盗猖獗，朝廷实行海禁，泉州港的贸易受到影响。位于现漳州市海澄县境内九龙江入海处的月港偏安一隅，开始兴起。据《海澄县志》记载：月港店肆鳞次栉比，市镇繁华甲一方，古称月港小苏杭。月港一度和汉唐时期的福州港，宋元时期的泉州港和清代的厦门港，并称为福建“四大商港”。
月港港道“外通海潮，内接山涧，其形似月”，因此得名。但月港的作用不像名字那么风光，它能在海禁期间依然繁华的重要原因是：月港一直是个走私港。
“月港不是由瓷器兴起的。”平和县博物馆馆长杨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比如走私铜，作为生产冷兵器的重要原料，铜禁止出口。‘南澳一号’上就发现有铜。”
平和县博物馆所在的中山公园，有两棵大榕树，是古代码头所在地。河水一直通到花山溪。当年平和的窑口都建在花山溪的支流旁，花山溪连着九龙江，江面宽，水流缓，装载瓷器的小船顺流而下，到月港换装到更大的商船上。
随着清康熙年间的海禁政策，对走私港的打击也愈发严厉。月港开始衰败，瓷器出口越来越少，平和窑也慢慢消失了。
“克拉克瓷”不复来
和平和窑的短暂命运不同，在德化，制瓷业依然是县里的支柱产业，是福建古代十一个制瓷的窑厂中，唯一仍大规模生产的。每年德化的产瓷有一半的产品都销往国外。现德化县里有1000多家制瓷工厂，200多家陶瓷研究所。
所谓工厂，就是批量生产瓷器的单位，产品相对廉价。而研究所大都是有名气的制瓷师创办的作坊，大都生产一些档次、工艺相对较高的瓷器，产量不大，都以收徒的方式招募员工，传承手艺。
德化陶瓷职业技术学校每年都批量输送制瓷业所需的各环节技工。
25岁的德化陶瓷师傅苏清龙正在修补一尊1米多高的菩萨像，他是邱双炯的徒弟，已经学制瓷三四年了。邱双炯是凤凰陶瓷雕塑研究所所长，德化陶瓷界数得着的人物。在研究所内，有三四栋楼，住宿、工厂、展厅都集中于此，很多烘干、烧瓷设备都是邱双炯根据自己的需要设计的。
邱双炯的代表作有五百罗汉和水浒一百零八将，每个造型都栩栩如生，体现了德化瓷器特有的雕瓷工艺。从小学烧瓷的邱双炯直到退休后才重新回到“本行”，现在已经收了近两百名徒弟。“来的来，走的走。收徒弟没有特别的条件，但带出来的几个都行。”邱双炯说，“我的三个孩子都没有做这一行，但没关系，我的手艺也不是父亲传给我的。”
相比于德化的同行，生活在漳州的林俊就要寂寞许多。他每天早上六点出发，驾车沿着省道开往平和县，拐进文峰镇宝桥村的一个山坳里，他创办的克拉克瓷研究基地就设于此。
占地四亩的基地三面环山，山上森林茂密，犹如世外桃源，即使基地内的机器开着，外面也能听到阵阵鸟叫。
林俊今年50岁，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收藏、研究古陶瓷。在对汝窑研究中，他拼复了20种器类、50多种造型——此前全世界收藏的汝窑瓷器只有8种器类、18种造型。林俊收藏拼复的汝窑“狻猊出香”，曾被央视《寻宝》栏目专家评为“民间国宝”。
创办克拉克瓷基地两年多来，通过对出土的克拉克瓷化验，林俊还原了胎、釉配方。“绘画风格才是克拉克瓷最大的特点。”林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克拉克瓷的“开光”(装饰图案的形式)，大都画风粗犷、写意，和景德镇细腻、严谨的画风有很大区别。简单说，景德镇瓷器上的手绘细到人的眉毛、花的花瓣，都很像，而克拉克瓷则是“人不像人，花不像花”，有些抽象。
“这不是云，是花。你要发挥想象。克拉克瓷上的图案都需要大胆的想象。”克拉克瓷基地的黄集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种风格主要是符合当时国外的审美标准。”他是林俊从汕头请来的师傅，专门负责手绘。
之所以从外地请师傅来，因为漳州当地的制瓷已失传多年——克拉克瓷失传四百多年，漳州当地另一种瓷器漳窑失传一百多年。黄集然也是照着传世的克拉克瓷图案照葫芦画瓢，形成自己的画风。
林俊请当地人来基地再向黄集然学手绘，希望平和人能传承克拉克瓷的绘画风格，但已经有几个人半途离开。“现在年轻人不可能学会的。他们没有这个耐性。”黄集然对此已不抱任何希望，他说：“我不会让我的孩子学这个，没前途。”
林俊也很清楚，即使摸清了克拉克瓷的烧制方法，也很难在国内打开市场，销往国外更只是个美好的愿望。而他对重新还原的漳窑瓷器，则充满希望，漳窑瓷器米黄的色泽人见人爱，很容易在国内打开市场。“以克拉克瓷作为基地名称，因为它是个世界品牌。但漳窑更符合国内的审美。”林俊说。
当地政府为了支持克拉克瓷研究基地，花了25万修了一条单车道水泥路。林俊希望政府能给予更大支持，他希望买下基地周边的50亩土地，建成休闲山庄，使基地更像样，吸引游客来参观，并能和学校、研究机构保持互动。
虽然当地政府、商人都想通过“克拉克瓷”这个品牌，和文化产业沾边，但所有人也都清楚如今还原的克拉克瓷已很难打开市场，现在在当地，出口量最大、最受欢迎的是“平和蜜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