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一生，写满传奇。

　　他在国内鲜为人知，在国际上却享有盛誉。

　　他只接受过高小教育，却凭兴趣和毅力自学成材，成为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植物学家，被誉为“研究中国古外销陶瓷第一人”。

　　他年青时飘洋过海到南洋谋生，年逾七旬时毅然携妻带子重回祖国，将自己数十年在东南亚历经艰辛搜集的2000余件国宝文物无偿地捐献给国家。

　　他一生的奋斗精神和爱国情怀，至今仍为后人景仰与称道。

　　北京。故宫博物院。

　　跨入清康熙帝出生的景仁宫正殿，醒目的“景仁榜”三个大字迎面高悬。花梨木镶嵌的赤色巨型屏风上，按捐赠年代镌刻着数百位文物捐赠者姓名：张伯驹、张大千、郑振铎、沈从文、韩槐準……

　　韩槐準，海南文昌人。1957年、1958年、1959年、1963年、1965年，韩槐準前后5次向故宫博物院无偿捐赠了2000余件宋、元、明、清代瓷器，其中明代外销瓷器为国内所罕见，弥足珍贵。这些瓷器都是他旅居新加坡47年间，四处奔走，变卖家产，在东南亚一带历经艰辛收集而得。

　　正如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在“景仁榜”前言所写：“他们捐出的不仅是一器一物，更从中体现了爱我中华仁心义举，展示了天下为公的佳德懿操。”韩槐準一生的奋斗精神和爱国情怀，至今仍为后人景仰与称道。

　　下南洋只为稻梁谋

　　从文昌昌洒往镇西走，穿过一片片茂密傲立的椰林，很快就来到了宁静的凤鸣村。再过一天就是端午，在村口远远就闻到了淡淡的棕叶香。韩槐準留在海南的外孙蔡亲雄兄妹也赶回来，打开故居尘封已久的大门，细细清扫着一地的浮沙和落叶。

　　明代时，凤鸣村曾出过一位在河南为官的韩木山，从此村里兴盛诗书之风。至今，凤鸣村木山公纪念堂里仍留下其被贬返乡时的诗作，“脱下乌纱着幅巾，一官今作太平民。”

　　1892年，韩槐準出生于凤鸣村，在家中排行老三。14岁时，他进入当地的宝敦学堂读书，17岁时升入蔚文学堂。由于家境贫困，他21岁时毕业后便辍学谋生。“虽然只拥有相当于高小学历程度，但韩槐準自小就有奇志，生就一股闯劲，有不少可传的事迹。”曾主编《韩槐準文存》的海南大学教授王春煜说。

　　最初，韩槐準与乡人合开染坊，不料因化学染料极易褪色而失败。后来，他改用蓝靛旧法，染坊才略有可图，但仍然入不敷出，债台高筑。为了生计，韩槐準选择了一条与当时大多数文昌人相同的路径———下南洋。1915年，他将染坊交给胞弟韩植準经营，自己跟随族侄韩衍元飘洋过海到新加坡谋生。

　　初到新加坡，人地生疏，韩槐準只得寄住在别人的商铺中。当时，堂兄韩琚準准备出资送他回国，但韩槐準坚决拒绝，并表示任何工作都愿意尝试。于是，韩琚準便介绍他到自己与人合营的树胶园作记账员。树胶园远在吉利门岛的武叻港，条件也很艰苦。初去时，韩槐準月薪只有8元，树胶园里只管饭不管菜，但割胶工人每月收入却有六七十元。一个读书识字的记账员反不如目不识丁的工人，这对韩槐準是一个不小的刺激。于是，他发奋学习割胶技术，既当记账员又兼割胶工人，每个月能挣下七八十元。他省吃俭用，不出两年就把文昌老家的债务都还清了，还有了一笔不小的存款。

　　随后，颇具生意头脑的韩槐準将存款悉数参股德国神农药房股份，并告别割胶刀留在药房工作。当时，药房开出的月薪是两百元。此时，韩槐準在新加坡的生活才算稳定下来。

　　一生志趣的转折点

　　韩槐準自幼好学，兴趣广泛。自从在药房工作后，他便孜孜不倦地阅读化学书籍，为日后的瓷器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谈我国明清时代的外销瓷器》论文中，韩槐準这样回忆起与古代瓷器的结缘，“1933年我在药房当徒工时，有一外国人向我询问，关于我国《本草》上的苏木，英文如何写法？我虽然做了答复，但他对于我国历史记载的原产地提出问题。因此，我才开始阅读我国和南洋关系的历史。”

　　“兴趣是一个人最好的老师”。从文献记载中，韩槐準得知我国古代陶瓷曾大量输往南洋，于是进一步研究起我国古代外销南洋的陶瓷。打开这扇鲜为人知的奇妙大门后，韩槐準从此确定了毕生要从事的研究目标———中国古外销瓷。由于在文昌有过开染坊的经验，韩槐準对有机化学染料和无机化学染料的认识，使他从彩料加热后所起的化学变化和风化程度，以及从外国釉料传入中国年代的先后，便能准确地鉴定一件陶瓷古董制造的年代。新加坡历史学家许云樵说：“用这样的纯科学的客观方法来鉴别瓷器，在华人中韩先生是首创者。”

　　此前，我国的收藏家、古董商对古代瓷器的真伪鉴别，往往凭借观摩经验，而非科学根据。因此，韩槐準的学说一出，便引起中外收藏界的震惊。1952年，韩槐準经推荐加入“伦敦东方陶瓷学会”，先后写了许多有关中国陶瓷研究的论文。其中，仅发表在《南洋学报》的就有16篇之多，并结集为《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一书，成为南洋一带公认的陶瓷研究权威。凡到东方来研究中国陶瓷的欧美考古家和收藏家，都会先去拜会韩槐準。

　　侨居新加坡多年，目睹中国古陶瓷不断流失的情景，韩槐準曾愤慨地说，“此遗留在南洋群岛的我国文化遗留，尽被外人搜刮而去，而我国几乎无有，此亦国家之一玷。”于是，他借在药房工作业务旅行之便，到东南亚各国搜集古代中国运销在外的陶瓷。许云樵在《追悼韩槐準先生》一文回忆：“我有时也和他一同到旧柔佛、泽光岛等地去作考古旅行，在那里，即使有破损的陶瓷，甚至是碎片，他都小心搜集，加以考证并编号登记。有时为了一片碎瓷器，他翻检群书，直至查出它的底细。”

　　就像沙里淘金，韩槐準常常在浩如烟海的史书甚至笔记小说中，寻求关于陶瓷研究的资料和线索。他生平论著颇丰，其论著《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开创了我国古外销瓷研究的先河。许云樵赞道，“我益发觉得他的治学精神，值得赞扬，不但能和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相比拟，甚至更胜一筹，简直可以和天才数学家华罗庚相媲美。”

　　开海南岛考古之先

　　韩槐準毕生的学术成就涉及陶瓷学、考古学、历史学、植物学、矿物学、民俗学以及华侨史等多门类、多领域。除了陶瓷学上的成就，韩槐準还是东南亚一位著名的文物考古学和历史学家，他在海南历史文化研究方面的贡献更不容忽视。

　　缘于研究古外销瓷，韩槐準继而涉足考古学领域。通过与研究人类学及史前史的林惠祥教授接触，韩槐準认识了雷公斧、雷公凿等远古时代人类生活用具，也经常到佛莱士博物院参观旧石器。

　　1950年底，韩槐準回文昌凤鸣村探望母亲，仍念念不忘以前在乡野拾得的雷公凿。抵家不久，他便在以前拾得雷公凿的地方搜寻，结果找到了10余件。后来，他又扩大搜索范围，在村子四周被雨水冲刷过的地方搜罗，总共找到了60多件雷公凿。随后，韩槐準来到广州，向海南籍人类学家、史前考古学家岑家梧谈及此事，并将所拍照片交给他。

　　后经考古学家研究，这批石器大约有4000年左右的历史。由此断定，在史前时代凤鸣村周围十余里，应是古人类聚居地。海南大学教授唐玲玲说，韩槐準在故乡所搜得的“新石器时代”石器60余件，揭开了海南岛考古发现的序幕，第一次为海南黎族历史研究提供了实证性的物件。

　　1951年，韩槐準首先在新加坡的《星期六周刊》发表了《在海南搜得的石器》一文，他详细记载了发现古人类石器的地点及方位，为后来学者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启发了考古学家进一步采集和鉴定，成为半个世纪以来海南岛史前考古的第一次具有开拓性历史意义的研究成果。

　　韩槐準发现海南文昌凤鸣村石器之后，随即掀起了一次研究海南石器的热潮。1951年9月，岑家梧来到凤鸣村访问，在韩槐準长女韩爱菊的引导下，又发现了80多件石器，此次调查写成了《海南岛凤鸣村新石器时代遗迹调查》一文。

　　1962年，韩槐準又回到凤鸣村考古，当时蔡亲雄也加入了外公的搜寻队伍。据他回忆，当时有些墓地里装盛孩童遗骸的瓮已露出地面，外公拍完照后，又小心翼翼地将墓地复原，除非瓮已碎裂，才拿走一两块残片作研究，那份对前人的尊重与敬畏让在场所有的人为之动容。”

　　唐玲玲这样评价，“凭着韩槐準先生对考古学的功绩，我们可以称他为‘海南文化考古第一人’。”

　　古稀之年热血报国

　　在神农药房工作时，韩槐準已有一座颇具规模的庄园———愚趣园，种植了400多株红毛丹。每当自己种植的红毛丹成熟时，韩槐準便邀请朋友们来他的园中品尝，徐悲鸿、郁达夫、许云樵等都成了愚趣园的常客，留下许多故事与佳话。

　　日军占领新加坡时，韩槐準从神农药房退股，和友人合资创办了华夏化学用品社。苦心经营十几年后，华夏用品社业务蒸蒸日上。正当友人们都为他生活逐渐安定而欣喜时，他却向大家宣布：正计划着回国。他说，希望到国内著名窑地去考察，并到各大博物馆和图书馆去浏览南洋见不到的古物和古籍，以完成对古外销瓷的研究。

　　从1957年起，韩槐準开始筹备举家回国之事。当时，他将自己苦心搜集的100多件文物，陆续寄往北京，捐献给故宫博物院。1958年，他将华夏的股份出让，并把两个儿子先送回国内读书。

　　1962年初，经著名学者胡愈之力荐，韩槐準收到了故宫博物院正式邀请他回国继续从事陶瓷研究工作的信函。那年春天，韩槐準不顾亲友们的劝阻，忍痛出让了经营了26年的愚趣园。3月17日，他带着夫人和幼子崧丰、幼女雅樱，踏上归途。那一年，他已年过七旬。

　　蔡亲雄说，因担心大量珍贵的瓷器随行太惹眼，回国前外公将珍藏多年的瓷器打包成11个木箱，委托同村跑船的兄弟带回国交给郭沫若，捐献给故宫博物院。当船只进入海口海关时，海关人员要求开箱检查，跟船的人便照着韩槐準的话说，“钥匙在郭沫若那里，要开箱检查须征得郭沫若同意。”于是，这批文物顺利通关，安全地送到了北京，由郭沫若转交给故宫博物院。

　　在韩槐準的捐赠品中，有一件景德镇的康熙青龙缠枝花大罐，是他在20世纪30年代以高价从一贩子手中购买的。后来此大罐长期借展于新加坡佛士博物馆，索回时该馆曾出重金意欲收购，并一再加码，但韩槐準并不为之所动，不远万里将大罐送回了祖国。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陈丽华说，韩槐準的捐赠品，大大充实了故宫博物院藏品的内涵，弥补了我国古陶瓷收藏的空白点，如今成为故宫博物院藏品的重要组成部分。

　　归国后的韩槐準并没有闲下来，继续向学术疆场进军。故宫博物院聘请他为瓷器研究顾问，又经周恩来总理签署聘为文史研究馆馆员。虽然北方凛冽肃杀的气候，让长年生活在热带的老人难以适应，但当时国内学术研究氛围浓厚，让韩槐準倍觉欣慰。此后的8年内，韩槐準曾多次到全国各地考察，在此基础上写成新作《谈我国明清时代的外销瓷器》。他也曾数度回海南岛探亲，还在临高发现和考证了宋徽宗的御书碑。在书信中，他快乐地告诉老友许云樵，“我归国后，其身心比在新加坡更为愉快。”

　　1970年，韩槐準因患胃癌在北京肿瘤医院病逝，享年78岁。即使在病榻上，韩槐準也不遗余力地回复新加坡友人和后学来信请教的问题，个人不懂的则介绍对方另找他人，或代为询问。

　　1970年底，许云樵在《追悼韩槐準先生》一文写道：“南洋有数不清的百万富翁，都是赤手空拳发迹起来的，但从一个略识之无的胶工，一跃而成为博学多闻的考古学家，古往今来，在东南亚千余万华人中，惟韩先生一人而已。”

　　在海外飘零的四十七载岁月中，故乡凤鸣村始终是韩槐準最割舍不下的情结。如今，韩槐準静静地长眠在他魂牵梦萦的凤鸣村，仰望蓝天，聆听流水，默默地为他传奇的一生划上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