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河南省文物局、洛阳市文物局和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外界公布了在洛阳北邙山上发现三国时期著名将领曹休的墓葬的消息。在公布消息之前的论证会上，笔者曾就曹休墓出土的“四系罐”谈了谈自己观摩后的感想，提出曹休墓出土的灰陶四系罐就器形而言和当时南方地区流行的钙釉系统的横向系四系罐基本一致，其烧造应该是模仿了南方的同类产品。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现将汉晋时期四系罐的发展演变情况略作整理，以求教于方家。

    根据笔者对各地出土的汉晋时期陶瓷产品的初步梳理，类似于曹休墓中所发现的横向系四系罐最早流行于岭南地区，在之后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此类四系罐的分布地域明显存在由南而北逐步扩大的空间变化。在这种地域空间的扩大化过程中，除了跨区域的产品流通以外，还存在相关地区对流入产品的“仿制”问题。由于各地陶瓷手工业传统的差异，加上汉晋时期陶瓷发展的巨大变革，其结果是出现了包括印纹硬陶、高温钙釉陶、成熟瓷器、普通泥质灰陶、低温釉陶等在内的不同质地和装饰的四系罐产品。这些不同类别的四系罐产品的出现时间虽有先后，但在器形演变上彼此之间又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而且空间上是逐步向北推进的，所揭示的是汉晋时期南方物质文化持续影响北方的一个重要侧面。归结起来，可以将汉晋时期四系罐由南向北的发展演变过程大致分为以下3个步骤：

    第一步：初步北传及被模仿，时间主要集中于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初期。在这一时期，横向系的四系罐主要是由珠江流域的两广地区北传至长江中游地区，并首先在湘赣地区被模仿。

    从考古类型学的角度而言，目前所知道的横向系四系罐大致出现于战国秦汉之际的岭南地区，最初基本上都是属于印纹硬陶的产品，器表除拍印纹以外，有的还有刻划及戳印的纹饰，部分器物也施加有薄薄的钙釉。从《广州汉墓》所报道的资料可以看出，整个两汉时期当地的横向系四系罐类器物的发展一直绵延不绝，只是因器形大小悬殊、加上口部特征的变化，被划分成“四耳瓮”、“四耳罐”、“四耳展唇罐”等不同的器物类型。其器表装饰的变化规律大致是：拍印纹和戳印纹初步减少，器物演变为以刻划纹为主，或者素面、器表仅施加少量弦纹。汉末以后，在岭南地区，四系罐仍持续发展，只是质地进一步提高，大多都演变成瓷器了。

    就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西汉前期，横向系的四系瓮罐类器物主要流行于岭南地区，是当地最具特色的陶瓷产品之一。大约在汉武帝平定南越之后，才开始向北流传至长江中游的湘赣地区。目前在湖南资兴（《考古学报》1995年4期）、郴州（《考古》1987年4期）、永州（《考古》2001年4期）、长沙（《长沙发掘报告》）等地的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初期墓葬中都发现了来自岭南地区的横向系四系罐类器物。事实上，除了四系罐以外，其他诸如双耳罐、（无耳）罐、五联罐、鼎、壶、簋、俑灯、带把杯、圈足碗、提筒等岭南地区烧造的陶瓷器，也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大量北传并出现在长江中游地区的墓葬中，甚至在不少墓葬中还成组出现。受其影响，湘赣地区烧造的部分陶瓷产品在造型和装饰上也开始出现了明显的模仿岭南陶瓷产品风格的迹象——例如壶罐类器物上横向系的采纳便是最为引人注目的新变化（具体情况参见拙稿《试论两汉时期岭南类型陶瓷器的北传及其影响》，北京大学桐山教育基金资助课题，待刊）。

    第二步：在模仿中提高与再度北传，时间大致相当于东汉中晚期。

    在这一时期，横向系的四系罐在珠江流域继续烧造并持续北传，在长江中游的湖南资兴（《考古学报》1984年1期）、耒阳（《考古学集刊》第13集）、湖北随州（《文物》1993年7期）以及江西湖口（《江西历史文物》1986年1期）等地都发现有来自岭南的四系罐产品，器表流行的是刻划纹或者仅有简单的凹弦纹。

    而属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烧造的四系罐，器表大多饰拍印或模印的布纹、细方格纹等，有的因釉层覆盖而若隐若现，但极少见到采用类似岭南地区流行的大面积刻划纹的。就器形而言，也与同时期岭南地区烧造的四系罐相比发生了一些变化，最具代表性的是小口台肩式的横向系四系罐和大口扁腹式的横向系四系罐（参见《罗州城与汉墓》、《襄阳王坡东周秦汉墓》等的报道），有时两者还共存于同一座墓葬中。一些采用高岭土为胎，烧成状况较好的器物都已被视为成熟瓷器了。这类器物大多胎色灰白、质地坚硬，以青釉系为主，但釉色还不够纯正，多呈现偏黄绿、酱黄、青绿诸色。此外，也有胎色灰褐或施褐釉的。质地略差一些的，则被称作“釉陶”，无釉的或釉脱落严重的往往被归入“硬陶”。它们不仅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广为流传，与来自岭南的器物交错分布，还进一步向北流传，出现在同时或稍后时期中原及华北地区的墓葬中。已知在河南洛阳、永城，安徽亳州、固镇，江苏泗阳、东海，山东平原、临淄，天津武清等地的东汉墓葬（个别墓葬的年代可能略晚于汉）中这些器物都有发现。由于出土这些南方器物的墓葬等级大多比较高，表明长江中下游地区烧造的四系罐产品，因质量改进，很快受到中原北方地区上层社会的青睐（具体参见拙稿《北方地区汉墓出土的南方类型陶瓷器：汉代南北之间物质文化交流的考察之一》，收入《汉长安城考古与汉文化》第507~542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据悉，在河南安阳新发现的“曹操墓”中也出土了瓷四系罐，推测和早年安徽亳州发现的曹氏家族墓中的瓷四系罐（《文物》1978年8期）一样，都应是来自南方的产品。

    第三步：持续北传与再度被模仿，时间是三国至西晋时期。

    当四系罐在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继续烧造并不断发展的同时，在中原北方地区也开始烧造仿制有南方产品特征的四系罐了。只是这一时期，南方无论是长江流域还是珠江流域，所烧造的四系罐基本上都是后世所说的“瓷器”类产品，而黄河流域烧造的四系罐则是以泥质灰陶为主，另外有少量的低温釉陶。

　　早在20世纪50年代，在洛阳地区发掘的西晋墓中就普遍出土一种被称为“四鼻罐”的器物。从报告所列举的例子来看，基本上都是横向系的四系罐。据介绍“器身最高33.7厘米，一般10厘米左右”（《洛阳晋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1期）。之后，除了洛阳以外，这类横向系的四系罐在河南偃师（《考古》1985年8期）、孟津（《文物》1991年8期）、新安（《文物》2004年12期）、巩义（《华夏考古》2001年4期）、郑州（《郑州文物考古与研究（一）》）、嵩县（《中原文物》2005年6期）、以及山西太原（《文物》2003年3期）等地均有出土。它们绝大多数都是素面的泥质灰陶产品，部分带盖，常见的高度大都在10~20厘米之间。太原西晋墓出土的一件高21.5厘米的产品，为泥质红陶，内外均施酱黄釉，应为低温釉陶。类似的施低温釉者在洛阳也有发现，但数量很少。笔者认为，无论是低温釉陶还是泥质灰陶的横向系四系罐，在中原北方地区的出现都应该是和南方四系罐持续北传的影响分不开的。

    但中原地区何时开始烧造这种仿制的横向系四系罐呢？洛阳曹休墓的发现可以说为我们解答上述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过去，这类四系罐通常被视为中原地区西晋墓葬断代的标志性器物之一，但所见大多属于器形较小的类型。最近，曹休墓中出土的数件泥质灰陶横向系四系罐，器高约在30厘米上下，无论造型特征还是尺寸大小，都更接近当时长江中下游地区流行的同类产品。而且这类产品也曾出现在安徽亳州曹操宗族墓葬中（如董园村1号墓出土的一件“青瓷罐”高30厘米，《文物》1978年8期）。对于曹休墓的认定使我们确信，中原地区对于南方四系罐的仿制当不晚于228年（曹休卒年）。这也是目前所知中原地区有确切年代依据的最早的四系罐“仿制品”了。从《三国志·曹休传》的记载来看，曹休早年丧父后曾携母亲“渡江至吴”，后来又是取道荆州北归、投奔曹操。那么，这种模仿长江中下游地区流行的瓷四系罐而烧造的泥质灰陶四系罐出现在曹休的墓中，或许也是与他的经历不无关系吧。

    总体来看，汉晋时期四系罐的北渐发端于西汉时期南越地区被纳入汉中央统治之后，这本来是在珠江流域盛行的地域性器物，因北传及被仿制，扩展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并逐渐演化出一种新的面貌。之后，属于长江流域烧造的成熟瓷器的四系罐产品进一步北传，又成为黄河流域模仿的对象，于是才出现了曹休墓中所见到的泥质灰陶四系罐产品。西晋时期，这类产品曾一度流行于中原地区。但西晋灭亡之后，中原北方地区四系罐的烧造似乎又骤然而止。等到北方地区终于烧造出可以和南方媲美的瓷器四系罐时，已是西晋灭亡200年之后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