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典籍，从《论语》开始，出现了格言式的“语录体”。后来通过不断精炼提升和归纳总结，越积累越多的格言警句，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重要资源。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待“语录体”的态度往往截然相反：有人十分反感，认为所谓格言警句不过是大话空话；有人赞口不绝，认为正是格言警句浓缩了待人处事的道理精华。有趣的是，这些历史名言，几乎都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内涵。例如，“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和“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两句均源自《后汉书》的说法，含义明显对立。那么，难题就摆在人们面前，究竟是“细节决定成败”，还是“缺乏宏大理想则一事无成”？

　　如果稍微引申，我们不难发现，这种背反现象在处世格言中比比皆是。拿教师来说，既有“教不严，师之惰”的警示以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荣耀，又有猫为虎师而不教其上树本领的民间智慧，以免老虎学会本事反噬老师。那么，教师教学生该不该“留一手”？

　　即便是孔子自己，也存在着这种冲突。一方面，他老人家教导学生要“主忠信，行笃敬”、“敬事而信”，甚至说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所以，他的学生曾参以“于朋友交而不信乎”作为每日三省的内容之一，子夏以“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作为衡量学人的标准。但另一方面，孔子又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把那种死守信义的固执之徒看做浅薄小人，勉强算作君子也不大合格。孟子干脆把孔子的后一思想发挥为“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那么，到底要不要讲诚信？

　　弄清这种矛盾现象的内涵，是理解和评价传统文化的前提。否则，就会各取所需，争执不下。现实中，有两种做法，一种是把格言作为座右铭，作为自己的人生指南，同时也作为管理活动的基本准则。持这种观点的，以普通人居多。另一种是完全否定格言的价值，持这种观点的，以科学家居多。例如赫伯特·西蒙，他曾经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行政谚语》，批评这种格言的互相冲突，认为它们丝毫没有学术价值。尤其是那些强调思维逻辑和科学实证的学者，往往反对把理论建立在格言基础上。

　　对此，无论赞成哪一方，都跳不出非此即彼的窠臼。严格意义上，这种格言，是一种经验的总结。而经验的多样性，自然而然会形成格言的矛盾性。所以，对于管理活动而言，这种格言，只能给人们提供一种经验意义上的警示，而不能提供可操作的预案。即便是信奉这些格言的人，在面对具体的实际问题时，到底采用符合哪条格言的行动，也有待于自己根据具体情境作出判断。正因为这种格言脱离了情境，所以西蒙才彻底否定它。但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正因为不受具体情境的束缚，所以信奉格言的人总会在具体的情境中找到适当的格言。比如，一封商业函件，因为一个词的误用，可能会失去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这时，“扫屋”和细节，就具有决定意义。然而，一次战役，过于斤斤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使对手占了先机，则“不拘小节”就成为恰当的提醒。

　　管理活动离不开情境。西蒙进行的决策研究，是从掌握具体情境的信息开始的，所以，他把那种脱离了情境的“原则”看作格言，认为格言在科学层面没有价值。而对情境十分熟悉却拿不准行动原则的管理者，则要根据经验找出应对这一情境的行为方向，格言当然能够起到参照作用，起码能坚定选择的信念。所以，对于管理格言，不妨可以这样认为：情境和事实没有问题时，它可以帮助人们进行价值选择；事实不清信息缺乏时，它会助长人们的盲目和幻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