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曾经有过这样一个著名的命题—“规定就是否定”，也就是说“对于具有无限性的实体来说，在质上对它的每一种确定，都必然意味着对其无限性的限制，因而意味着否定”。

　　通俗一些讲，也就是说，无论我们站在哪一个角度对于某一件事物做出一种理性的认同并建立一种相应的逻辑原则，那自然与此同时，我们也否定了其背后对立存在的一个同样成立的合理原则。康德的二律背反，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及后来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也都在此命题上延展了他们对于这种“悖理并存”的思考。

　　其实仔细想想，在管理的实践中，实践者们发展了众多的理论、方法、和模型，整天在苦心寻找并总结去向蓝海的方向或是激发创新的动力，但我们是不是对自己的意识系统和思维逻辑的原理性启发却用心太少呢？尤其是在中国，这种用心似乎更是少的可怜。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不缺少哲学的财富，但中国当下的社会意识中却太缺少多样的哲学。这种现象传导下去，就让很多企业家和经理人不懂得或不屑于去进行哲学层面的思考。于是，在我们的组织中，哲学就被边缘化了，所有的形而上学都被打入了冷宫。人们讲究一味的务实，务实是什么？就是稀里糊涂的赚钱，一切靠数字说话。

　　其实，企业文化的养成、战略的制定、和管理行为的创新都是和哲学思考分不开的。

　　企业文化是组织的潜意识，而这潜意识的逻辑多半来自于企业家和经理人的哲学观。刨去哲学，企业文化只是行为惯性和文化现象。

　　企业的战略源自于组织主流意识系统内的辩证法，它必须具肯定、否定与否定之否定的完整能力，才能让战略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真正指向。

　　而管理行为，是文化与战略的表象，是哲学生产的“行动”。管理本身就是一个“规定的过程”，但如果操作管理的人意识不到“规定就是否定”，那管理行为的片面性就会被不断的被“放大”而得不到改进。管理本身是一个永久的命题，而一切行为应该只是在悖反的二律之间徘徊的“暂时权衡”，这其中永远不该有真理的体现，有的只能是不懈的推翻。

　　组织之所以缺少创新、之所以惧怕变革、之所以茫然于未来，某种意义上都是因为“组织大脑”中“哲学的缺失”。

　　那些伟大的公司，如丰田、索尼以及最近我们引以为傲的阿里巴巴，仔细分析一下，他们的伟大或许就是在于他们的领导者多了一些哲学家的气质，他们的文化中多了一些哲学的力量。

　　哲学是韬养智慧的形而上学，然而形而上者才是真正的道。在人才重新被推上核心位置的世纪，企业拼的是道，是照亮员工心灵的哲学（展现于企业文化）。所以，对于中国的企业家和经理人，我想现在该是补养一下哲学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