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人们也想了不少办法进行管理，其中包括制定各项制度来规范人的行为。人们都知道管理少不了制定这个制度，哪个制度，这些制度财务资本（财和物）是不会执行的，最终都是由人去执行，所有制度都是用来规范人的行为的，为此，企业制度还要符合“人性”，但是，无论制度制定得怎么周全，人们总觉得少一个适合“我”的制度，中国人一直都提倡无为而治，但要真的实现无为而治，可能永远是一种梦想，因此大大小小的企业无论其规模如何，人员素质有多高，都设有不同的制度。
现在作为企业管理人员，老板对我们常常只有两个要求：一是提高业绩增长，二是提高客户满意度，从这个指标看起来，说学国学能提供直接帮助实在比较牵强。但是学习国学对人性由内而外的提升，却能使你待人处世大方得体，谈吐气质雍容稳健，这样就更容易获得机会，达成目标，有时也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近些年，企业大量需求的管理、营销、人力、法律等商务人才不断升温，而哲学、历史等人文学科却多呈门前冷落鞍马稀之态。受东方管理学派影响，有些人要自立门户；管理学很重要，向西方学习有必要，但不能完全走西化道路，应该不断创新；社会的需求以及利益驱动。东方管理学，实际上包括了中国管理、西方管理和华商管理三大部分：中国管理又包含古代、近代和现代三部分，其古代部分即是现今国学与商道中宣讲的《易经》阴阳、道家无为、儒家仁爱、佛家慈善、兵家用人、法家崇法等学说。对此，被称为中国式管理之父的曾仕强先生认为：中国式管理原不过是中国式管理哲学，并没有发展出一套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管理的管理科学。曾氏的中国式管理有“三大主轴”。“以人为主”主张因人设事，事在人为，唯有以人为主，才能把事情做好。在此意义上，中国式管理可谓人性化管理。
中国式管理必须现代化，要破除长久以来人们对中华文化的曲解与误解，把那些不当的言论加以导正，才会有现代化的功效。而最根本的误解，是把儒家看成儒教。我们只有儒家，没有儒教。因为孔子从来不重形式，也没有戒律。他只是述而不作，把合乎人性需要的道德修养整理出来提供给大家，依据各人的实际情况自由参考，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一旦提出严格的要求，形成教条，就不尊重人的自主性了，那是儒家不愿意做的事情。自有人类以来，便有道德的事实。
然而，随着人类的不断演化，道德的内涵随之产生变化。“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告诉我们，要学做一个被大家看得起的君子，必须由修已安人而进入“至善”(顶好、园满、和谐)的情境，这便是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观。要完成“在职场中不断充实自己、提升自我”的人生任务，最好的办法便是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群体中完成自我；最有效的方式，是以仁义道德待人，从而提升在企业中的地位与被尊重感，企业管理自然也会上升到一个新高度。
从管理的另一角度来说，企业既不是友谊的结合，也不应该成为利害关系的组织。如果能够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把同仁都当作人来看待，并没有把人当作工具的偏差观念，那么所有的成员都是“管理者”，同时也都是“被管理者”，这时候组织变成仁义道德的结合体。一方面保持道德的平等，一方面毫无私心地密切配合。人人自爱，努力修造自己，并且推已及人，将心比心，包容宽恕，设身处地，为他人设想，力求在安人中追求共同进步。
现代社会，常见个人为求满足其一已的享乐而牺牲了自己的健康，并且危害了社会大众的安全与发展。国学将中国式企业管理推动至经济道德方面的贡献表现为个体与群体的交互性，在确立永保和谐的大前提下，又不拘泥于固定的形式，能够与时俱进，进行合理的调整。那么，将传统的国学精化与现代企业管理中“人性管理”张弛有度的结合起来，这样所形成的“管理堡垒”可能会更坚固持久，无坚可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