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想想那些当初一起出道、如今逐渐沉寂、下落不明的人，我当然是得胜者的心态。2000年互联网的冬天，谁都说张朝阳是最先死的。可活得最久的还是我。

　　我这人心理上有过很多沉重的包袱，但我吸收了很多东方的智慧，才导致今天依然能够坐在这个位置上，而不被干掉。

　　 从1999年到2002年，我面对的是西方沙文主义。那是一种西方百年商业成功所总结出来的一系列MBA教材，它对于中国是居高临下的俯视，对中国现实中存在的复杂性和博弈性没有真正理解，往往显得粗暴、武断。当时我没有任何的商业经验，面对这样俯视的挑衅，就像是学生面对先生，被尺子抽了一顿。我的董事说一句话，我都要特别认真地对待，担心说着说着就会把我的CEO说没了。

　　到现在，搜狐董事会就剩下一个外国人，其他的都走了。这当然是我争取过来的。

　　在2005—2007年，我是可以比较自由地施展我的管理哲学的——现在几乎可以算是我最自由的时候了。但之前，我不能施展，处于狼狈的状态，2001、2002年我是被推着走的，这个人要离职了，那个人要招聘了，一天到晚各个部门需要我具体去管。

　　管理无非就是一件事——经过大浪淘沙，把公司里聪明能干、有品德的人放在正确的位置上，并且让这些人看到公司的希望，愿意拼命地工作。这样的话，我才能自由抽出身来，隔一段时间挑一个主题跳进去。比如说，我在2005年、2006年尤其2007年关注技术和产品，就会跟很多技术人员讨论问题。比如在奥运期间做宣传，我就会跳出来当记者。

　　我希望我不是一个瞎忽悠的老板。我言而有信，就像商鞅，说你把这根杆子扛过去，我就给你金条。我有特别温和的一面，也有特别理智和冷血的一面，我冷血起来特别冷血。不过，最近几年，我认为我性格里有点宽松的、柔和的、像水一样的东西，这些方面不适合公司的发展，所以我安排手下有些人比较强势，弥补一下我的温和。

　　没人能真正了解我。我觉得自己很适合做特工，给人的感受特别隐蔽，不愿别人了解我。就算现在，我觉得我已经说明白了，还是不可能跟你和盘托出。

　　我曾经面临人生的刀锋。从1999年到2002年是我人生的噩梦。那几年过得比较惨——人都彻底凉了，头都要炸了的感觉，每天睡不好觉，每天到公司都特难受，还要装作跟正常人一样。那时我身心憔悴。从2002、2003年开始，我逐渐着手医治创伤。

　　我看了很多书。但不看小说，不看任何臆造的东西，只看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一开始，我看心理学、社会学和西方经济学。过度分析自我，结果搞得走火入魔。直到2007年，我内心深处发生了一场革命——我接触了佛教的精神和释迦牟尼的思考方法，觉得它更能反映人类大脑的工作原理。它让你停止思考，因为思考本身就是问题所在。后来印度的东西又让我茅塞顿开，我看了克里希那穆提(注：世界著名性灵导师)的书。到了2008年，我真正从过度分析自我中恢复。

　　这么多年来，我把很多时间花在了解我自己上。你也可以说，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或者说，自由主义者。我通过自己的思考，把所有的价值观都打破了——包括自我。我没有自我，我努力消除自我。

　　当然，我肯定是入世的，在董事会上绝对不会大谈佛教。在入世的层面，我追求人生的掌控和效率，但在精神层面，我强调空性。《孙子兵法》最牛的一句话就是“走为上”。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我就是以出世的态度入世，就跟打高尔夫球一样，没有精神负担，就是好玩。

　　长期以来都有人说我肤浅、作秀，但这是我的一个活法

　　在企业界，我可能有点非主流，不扎堆。老实说，那些人的味儿我都不喜欢。我是个对气味非常敏感的人。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10年前，命运没有安排我们这批人进入互联网，我们会去干吗?我肯定是离经叛道的人，肯定会创业，因为生意是给人以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