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是到了西安郊区，做钣合金工。当时我没有全国粮票，吃饭是一个大问题，曾吃过一个月的柿饼。没想到的是，我们的包工队队长不久被抓回温州，以黑包工头的罪名给枪毙了，我也在西安关了一个月。”

　　周大虎被抓回温州后不久，迫于生计，又开始跑到江西、安徽、湖北等地流浪。1976年，25岁的周大虎顶替母亲进入温州邮电局工作，自此结束他的流浪生活。开始了每天扛邮包的生活。“也许是因为自己以前的流浪经历，所以我分外在意这个工作。”回忆起当时，周大虎说他给自己定下的要求就是“扛邮包，我也要扛得比别人多，比别人好。”

　　打火机曾让他“死去又活来”最终经受住了市场的考验

　　周大虎是温州打火机生产的后来者。早在1985年前后，温州就已经有人在开始生产打火机。而他进入这一行也是因为迫不得已。1991年，周大虎妻子所在的温州汽水厂破产，她领到了5000元的安置费。“我发现，做打火机比较方便。这主要是当时温州打火机的零部件生产厂家多，我们只要投入少量资金就可以生产出打火机。”依靠这笔安置费，周大虎招了三五个工人，将自己40多平方米的家腾出一间做厂房。工作之余，周大虎替妻子跑销售，结果发现打火机市场利润丰厚。于是，他在一年后干脆辞职。1992年，周大虎租下了一个200多平方米的简易厂房，招了100多个工人，自己开始正式创业。

　　 就在他进入这个行业没多久，温州打火机市场进入了一个癫狂的状态。1993年上半年，温州从原先的100～200家打火机厂家急速发展到3000家。“温州打火机只要10元钱，而日本、韩国这些国家生产的打火机要300元～500元。价格相差实在是太大，温州到处是前来收购打火机的老外。说来也难以相信的是，即使你发给老外的箱子里是石头，老外也不管就带走。”

　　在市场如此火爆的情况下，周大虎却濒临破产。原因在于，在市场如此癫狂下，温州不少打火机厂家抱着“快捞”的想法，生产劣质打火机。周大虎不肯糊弄客户，坚持产品质量，结果上游供应商拒绝给周大虎供货，除几个骨干外，100多个工人跑个精光。

　　“当时，按照我的质量标准，工人一天最多只能做150个打火机，而那些生产劣质打火机的厂家可以做到500个。工人的薪水是按件计算，所以在我那里工作，薪水少，没有吸引力。当时做一个打火机的利润大概有1元来钱，我即使一分钱也不赚，也开不出高工资。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供应商方面。”

　　工厂陷于停产的困境，周大虎苦闷之极，在一个星期内，骑摩托车接连出了三次车祸。“我当年在邮电局开车，也没出过什么事，接连出三次车祸，可以看出当时的压力真的很大。”

　　熟练工走了，周大虎决定招聘一批新的普通工，并对他们进行培训。“1993年上半年，我亏得很厉害，前两年的利润全给贴进去了。”

　　市场规律最终发生了作用，1993年下半年，吃够劣质产品苦头的外国商人开始将目光盯住周大虎。周大虎的订单一下子多起来了，一天5000多只的生产能力能够接到5万～6万只的订单。而原先3000家打火机厂家，如同秋风扫落叶，倒闭了九成。
   
　　如今，尽管温州的打火机在全球所向披靡，但近年来屡屡遭到阻击，如欧盟的CR法案和反倾销法案。“温州的打火机竞争实在是太强，所以老是在世界上遭到别人的阻难。我们除要进行积极的应诉外，还要想办法提高产品的质量和知名度，改变目前的不利局面。”周大虎坚信：只要自己有毅力和耐力，坚持到底就一定会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