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案：本文原作者Souren Melikian是美籍艺术市场评论人，初看本文觉得作者的观点多少有点偏激。但仔细读来，却也比较真实的反应了很大一部分西方人眼中，中国新买家的‘收藏’行为。而不可否认的是，尽管作者或许略有夸张，所反映的确是客观存在。2011年大陆春拍已进尾声，这个市场可谓是炙手可热。我们需要冷静思考下的时候，此文还是多有可借鉴之处的。

　　本文的大环境是基于美国的中国艺术品市场，所以文中提到的很多问题，现象并不具有全球性。特殊之处，编者会有注解。另外，就艺术品的艺术而言，个人审美多有差异，中西方审美也多有不同，此文仅反映了作者或者是美国普遍的审美。读者读时，可择而取之。

正文：

　　中国艺术品市场飞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引发了诸多问题。比较有意思的是：中国政府会出台新的政策去鼓励艺术品回流么? (这是海外市场人士普遍关注的问题)

　　从今年3月纽约佳士得和苏富比亚洲艺术周的拍卖可以看出，中国艺术品不论是古代青铜器还是民国瓷器，价位都有大幅度的提升。没有数以万计的‘顽固的’‘不肯放手’的中国藏家的推动，这样的涨幅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这样的印象也给人感觉一丝危险。

　　专家们一致觉得今年3月22日，纽约苏富比推出了戴润斋先生专场，以此意味着这个市场进入了下一个新的阶段(这里作者应该是针对美国的亚洲艺术品市场)。

　　戴润斋先生来自上海，是为极具天赋的艺术商人，也是中国艺术贸易史上一个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曾经卖过很多艺术品给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先生和赛可乐博士(Arthur Sackler)，这批藏品也因此奠定了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和华盛顿赛可乐美术馆的基础。

　　如果从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出发，一位艺术商人远离家乡，并将数以万计的中国艺术品销往西方国家，实在不是什么值得庆祝的事情。失去重要的艺术品的‘愤怒’也已经跨越了亚洲，而被感知了。这些长期流落西方或者日本的艺术品，毫无疑问，他们的这种身世遭遇到了拍场上转化成了部分中国买家今天的热情。

　　青铜器一直是中国文人追捧的对象，在二战期间，西方学者也对青铜器有了极大的兴趣，这也自然使得大量青铜器流失海外。但是中国的鉴赏家们/学者一直不赞成青铜器的收藏，因为青铜器的收藏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盗墓等行为发生。但是这种态度近几年在台湾，香港率先有所变化，大陆的买家也跟随着这个潮流。越是流散在西方的文物，越是激起中国藏家将其‘赎’回国的愿望。

　　第一个让人吃惊的案例就是一件公元前12世纪的商代青铜器(鼎)，在苏富比上拍的，从4万-6万美元的估价，被中国藏家一路抬至27.85万美元。另外一件公元前11世纪的青铜器，品相也并不是很好，估价在2万-3万美元，却最终以17.05万美元成交。这样的故事被重复了太多次了。中国的买家像‘信徒’式的在收集文物而非收藏了。

　　‘疯狂的购买’并不局限于古代青铜器。一件估价在1万-1.5万的黄色玻璃器皿终以15.85万成交。一个‘乾隆’的款识，就意味着它出身宫廷。但是拍卖行在开始时却没有意识到中国藏家对于‘一切宫廷之物’的迷恋。这种迷恋或许是出自个人身价的追寻(拥有皇家的东西也能显示自己的高身价)，也许来自爱国主义。

　　3月22日，一直以来对于‘品相有缺陷’的偏见得到了颠覆，一件朱红漆器衣柜，内有嘉靖年款识，板面有些损伤。最初的估价0.8-1.2万美元，一度流拍，但是这次的拍卖中却以15.85万美元的高价成交。

　　在3月23日苏富比的拍卖，揭示了现在强劲的中国市场的另一面。这天的拍卖以宋代瓷器开场，这是一批精美且出处明确的藏品。最值得人注意的一件藏品，从3万-5万美元的估价，一路涨至12.25万美元。日本流传的意见稀有的宋代瓷器让所有的藏家都没了抵抗力，定窑暗刻牡丹纹瓶，最终这件11世纪的精美瓷器以86.65万美元成交(高于估价)。

　　另外一件举世无双的宋瓷是一件暗刻牡丹黑褐釉的梅瓶。但是这件瓷器似乎只是日本藏家所钟爱，并不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西方审美一直比较推崇宋瓷，但是宋瓷在眼下中国的收藏并不如其它门类火)。这件瓷器最终成交价为50.65万美元(买家并非中国人)。但是蓝紫色窑变的钧窑却受中国买家的追捧。何以钧窑受追捧呢?学者们目前认为这种钧瓷，这些钧瓷的底面都印有数字，可能是专门为宫廷所定制的，这种带有数字的钧瓷在台北故宫和北京故宫都有类似藏品。苏富比成功的征集到了这样一件藏品，这件藏品原属Vivian Bulkeley-Johnson船长，他可能参与了英法联军对请皇宫的洗劫。

　　这件钧瓷在2003年11月12日，以13.03万美元从苏富比卖出，现在它的估价是20-30万美元，中国买家的‘愤怒’直接将其推至221万美元成交。同场，一件元代的青瓷杯及盏托仅以1.18万美元成交。这件器物造型技法都十分罕见，可以说是整个专场最为稀有的一件拍品了。十分大的反差是，同场拍卖中同时期的另一件青瓷，出自Alfred Clark夫妇旧藏，却以50.65万美元成交。由此可见，‘艺术’大概是中国买家在购买‘艺术品’时，最后考虑的一件事情了。事实清晰如下：中国买家的‘疯狂’与‘热爱艺术毫无关系’。

　　疯狂还在继续：一对18世纪的白玉碗在苏富比上拍，估价为2-3万美元，最终以19.45万美元成交。拍场上，十件拍品过后，中国买家似乎都杀红了眼。一件白玉仿商代青铜器的玉雕，上有乾隆御提诗。这件东西看起来很是拙劣，也看不出任何岁月的痕迹。苏富比的专家却给了7万-9万的估价，在我看来已经很高了，但是中国疯狂的买家最终却以165万美元将其购得。

　　另外一个‘过度的’‘奢侈的’的例子也发生在这个专场拍卖中，一对17世纪黄花梨的椅子，既不是很稀有也无特殊款识，是一位美国藏家从香港购得的。估价在20-30万，但却不可思议的达到了277万美元。

　　一件十分普通的黄花梨的柜子，带一些黄铜配件，以6.25万美元成交。一件近代的景泰蓝花瓶拍得2.5万美元。一对19世纪末的景泰蓝花瓶也以6.58万美元成交。

　　远不止这些，你会发现任何中国艺术品只要与历史有关联，不论其本身是多么缺乏创造力，都能够激起拍场中中国人的激情。一幅十九世纪晚期描述平舆战争的宫廷画。这段战争史显然有效的阻止了这幅画作陷于平庸，最终以超其最高估价198万美元成交。

　　疯狂的拍卖在今年纽约苏富比春拍的瓷器中变得越发猖狂，一件民国粉彩瓷器6000-8000的估价，居然以131万美元成交。更夸张的是，一件被苏富比定义为类属民国的普通的粉彩瓶并且有着明显的伤痕，从800-1200美元的估价，竟一路飙升到了180万美元。所有人瞠目的同时，我感觉中国人拍卖似乎像是在做一种任务，不管好的坏的，古代的近代的，只要是流落他国的就一定要买回。

　　这种不可理喻的购买已经触及到了中国艺术品的任何一个门类：青铜器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追捧，即便是在近几年流失的，中国买家也不放过。一件1998年流至香港的西周青铜器，以其三倍的估价33.8万美元成交。在苏富比每年上拍的时候都会有一些不注明时代的藏品，一件红木的鸟笼，据悉是1974-1975年时美国藏家从上海购得的，此次拍得了8.05万美元(11倍其估价)。

苏富比上拍的大理鎏金青铜造像

　　每个拍卖专场总有那么两三件绝对稀有，绝对精美的拍品，但是太奇怪!中国人在这居然放弃了!一件精美的大理鎏金观音铜像，或许是因为着尊造像还未完全汉化(大理风格)，最终以400万美元被外籍藏家购得(四倍于其估价)。这尊观音像2002年也曾经在纽约佳士得出现过，当时是以28.44万美元成交，是由Giuseppe Eskenazi(著名中国艺术品商人)提供。

　　Eskenazi与他的儿子还有他的生意伙伴(Daniel)收藏了大量的中国艺术品，从公元前三世纪的到清乾隆年间的。在他的画廊开业的当天，中国买家就买下了四件在展的瓷器，一件乾隆时期的青花瓷因为太受买家喜爱，坚持立刻就要完成交割。同样的一天，同样的地点。一件金镶银的带有点中东风格的汉代朝臣雕像，这是件十分稀有的造像，整个中国历史上少见，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其它国家的藏家为它争破了头，而中国人却对它似乎毫无兴趣。

　　另外一件稀有物品是一件祭祀用的杯子，典型的远东风格，让它显得更加珍贵的是，杯身上刻有一首短诗以及年代。有两个汉字可解释为‘莲花大师’(因为是英文译文已无法得知其中文二字)。或许是对这首短诗的总结，有或许是敬献给杯子的主人。这么无与伦比的一件艺术品竟然让中国人忽视了。事实上，这是一件没被美国博物馆收藏了多年的藏品。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James Lally画廊，所有伟大的作品最后还是留在了西方。

　　公元前十世纪西周带饕餮纹饰的青铜器，是西方市场上最完美的中国青铜器之一，自然开馆当天便被出售，售价20万美元。买主是位美籍华人出生于书香门第，这样的卖家不会只被青铜器外在魔力所吸引。在它(青铜器)的内部刻有七子铭文，著名是谁为谁而制作了此物。在这位卖家之前，这件青铜器已经在一位中国文人那流传了有6代了，并且这件青铜器早在1850年就被著录过。

　　但是这样的信息，你会发现，和目前市场上中国新近的买家是没有关系的。中国的新买家，我们把它叫做‘吸尘器原理’。他们吸空一切除非他们受到强力的组织或者比较复杂的文化问题又或者他们能有更广泛的鉴定知识。

　　当然，‘这份顽强心是可取的’(这里的顽强指的是中国买家在拍场上势在必得)当你享受来自中国买家无尽的资金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