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青花”瓷器。

清雍正仿哥窑三足香炉。

　　我玩收藏正赶上太平盛世，社会对公民私人财物的尊重和保护逐渐形成共识。加上我又是个“三闲”(闲钱、闲功夫、闲情逸致)之人，以致一玩上手，竟欲罢不能。

　　收藏：定力是一种品质

　　我1984年进江西日报编辑部工作伊始，就担任文艺副刊编辑兼文化记者。那时副刊一周一期，三个人轮编，所以我就有大量时间下乡采写新闻稿件。当时江西各市、县正开始恢复或重建图书馆和博物馆，经费来源是当地政府出一半，省文化厅拨一半。因此，我就有机会经常陪同省文化厅主管这项工作的副厅长刘恕忱(去年春节已去世)下去督办，从而大量地、反复地见识了各种即将列入馆藏文物的真面目。

　　那次到修水县，由于各方资金到位及时，修水县的两馆恢复进展得很顺利。晚上，县文化馆长带着几位同事来招待所看望我们。为表示感谢，当场拿出两件陈衡恪的花鸟扇面，称是一元钱一件刚从民间征收来的，要分别赠送刘和我。陈衡恪系修水县人，他的父亲陈三立是晚清知名的维新派人士和书法家；他的兄弟陈寅恪则是中国现代最著名的史学家；而他本人更是才艺出众，为民国初期名传遐迩的花鸟画家，相传齐白石也称他为恩师。这样的机会，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但刘恕忱当场拒绝了，也拒绝了对方以每件各收5元的折中做法(当时5元是个不小的数目，我工资每月还不到100元)。这让我在一旁瞪眼干着急。事后刘很认真地对我说，我不是不知道陈衡恪的价值，但我是主管文物工作的副厅长，哪能干这种事！做人要有点定力，要讲点格调，让人家在背后议论，不好。

　　的确，定力是一种品质，这种品质对于收藏爱好者尤为重要。

　　在江西日报多年文化新闻的编采中，使我有幸认识了一些文物方面的专家，其中的陈柏泉和刘新园还成了我的好朋友。

　　就说说江西省博物馆的研究员陈柏泉吧。江西省博物馆有几件镇馆之宝，其中被列为历史上三大清官(包拯、海瑞、况钟)之一况钟的两件书法手卷，就是陈柏泉在况钟的老家江西靖安县个别寻访并及时发现的。陈柏泉说幸亏及时带回了省博物馆，因为一年之后就全国性猛烈批判“清官”，况钟在各地的遗存几乎都被捣毁一空，这两件手卷无疑成了国宝级文物。还有元青花四季花卉纹八方瓶、隋代青瓷军持等，都是由陈柏泉考证、发现和保存的，如今都堪称稀世之宝。担任过省考古队长的陈柏泉，“文革”期间全家就住在省博物馆文物仓库的楼上。每天上下仓库门口几次，却从来不往那虚掩的门内张望一次。“那些年谁来管仓库呀，我们全家就成了义务保安员。”“文革”这么多年，省博的库藏文物没有遗失一件，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上世纪80年代后期，陈柏泉退休了，那时我已经开始经常在南昌八一公园后门逛地摊，从满目琳琅真真假假的“垃圾”中，练眼拣漏。有时我就邀上陈柏泉去“掌眼”。陈柏泉却一时还是摆脱不了他的原则：做文物考古工作的人，不能自己收藏文物。所以，我由此得了不少方便。我一直视为至宝的那件“清雍正仿哥窑三足香炉”，就是我俩同时在地摊上发现，他看对了却不动心，由我堂而皇之地以30元的价格买了下来。这件瓷器堪称精品，现在就是有人出30万元，我也不会放手。

　　陈柏泉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不幸患上脑胶质瘤。在上海华山医院手术之后，虽恢复了神智，但已不能说话。住院那段时间，上海博物馆馆长和几位瓷器专家经常去看望他，每次都带几件把握不准的明清瓷器请陈柏泉帮忙“掌眼”。陈看到对的就竖起大拇指，觉得有问题的便伸出小指头。他的判断，令上博的同行十分服膺。

　　陈柏泉已仙逝多年，但我常常感怀他的风范。

　　瓷器这玩艺儿，让人爱恨交织

　　因为曾经长期在江西工作，江西景德镇又是举世闻名的瓷都，理所当然，我玩收藏是从瓷器开始的。

　　那些年在南昌的地摊货里“练”眼，在陈柏泉的指导下，我确实拣了几件“大漏”。除上述的那件雍正瓷外，我还单独拣回了“明代仿南宋官窑小杯”和“清乾隆豆青釉青花云纹大盘”。陈柏泉看到这两件东西后，赞不绝口，称我快“毕业”了。我不免有些飘飘然，得意忘形了。

　　人一得意忘形，就是“吃药”的前兆。

　　那年清明我去湖南老家祭祖。期间当地有人带来一大堆所谓的“老瓷”让我挑拣。我勉强选了两件民国瓷，而对方开价还不菲。那堆过了手的瓷器里，有一件笔筒，上面用青花料写了很多字，当时依稀记得有“至正十一年”和“张文进”等字样，回来后便翻开资料查找。不想一找就大吃一惊：“至正十一年”为元代至正时，张文进则是当时唯一在青花瓷器上留下祭祀文字的江西饶州府人氏。天哪！一件名动天下的元青花居然会从我手上漏走？于是我不顾当时已患感冒，马上与乡下的亲戚联系，让他们找到那几个人，我呢，带着对元青花的贪婪和一知半解，即刻杀回湖南。那件笔筒虽然仅以800元的价格被我收进，但往返车旅费和对亲戚朋友的打点，让我花了好几千元。

　　像往常一样，好东西拿回来我总是先捂上一个月再取出来研究和把玩。但这件“元青花”笔筒我只捂了不到一周，便下意识中发现自己是“吃药”了——世上哪有这等好事，总共才有三件书有文字的元青花，两件藏在大英博物馆，还有一件会落到你手上？元青花的美梦刚开始就破灭了，我甚至不好意思拿出去让行家鉴定呢！

　　这件笔筒现在还十分醒目地摆在我的书房里，它警示我不能飘飘然，少点非分之想。还有，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

　　去年11月，我回了一趟江西，照例又去景德镇访故问旧。我没进那个仿古瓷制作和集散地樊家井，但新华社的朋友却带我见识了几位仿古高手的作坊。你可能无法想像我的震惊程度和对此由衷的感叹，难怪到处风传耿宝昌、叶佩兰等鉴定专家在高仿瓷前频频走眼的故事，因为景德镇艺人早就掌握了由一小块出土瓷片复原出整个古瓷的工艺。关键部件的老瓷片和新瓷土完整地融合在一起，制作成一件远古曾有过的瓷器样式，你说你走眼不走眼？

　　这位记者悄悄告诉我，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先后有十几条地道挖到市政府办公楼下面。因为当时的市政府就坐落在古御窑瓷厂旧址上，这么多“老鼠”不辞辛苦地打地洞就是为了获得御窑瓷厂原址的地下堆积。自元至明清，凡御窑烧造的官瓷皆有严格的规定，有瑕疵的瓷器绝不能出厂，一律就地打碎，堆埋于厂内地下。当时的当政者肯定不会想到，几百年后，这些瓷片居然身价一涨再涨，圆了很多人的发财梦。

　　到了这个份上，我只能说，瓷器这玩艺儿，实在让人爱恨交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