钧瓷作为河南一张厚重的文化名片，在中国以及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如今，学术界、收藏界以及很多钧瓷艺人都对研究钧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以说，钧瓷热刚刚起步，钧瓷研究方兴未艾，这对推动钧瓷艺术以及钧瓷产业的发展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总结近年来的一些研究状况，我个人认为有几个概念性问题急需探讨与解决，甚至说需要正本清源、矫枉过正。

　　一、 所谓“型为本”、“釉为魂”的提法对不对?

　　“型为本”、“釉为魂”是当前钧瓷行业的一个较为普遍的提法。但这种提法是否科学呢?我个人认为，这种提法是不科学的，起码也是不准确的。

　　何谓“本”?“本”即“根本”、“本源”，每一个事物都有每一个事物之本，一事物与其他事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本”。由此而论，如果我们把钧瓷的“型”定性为钧瓷之本的话，那么我们就无法区分钧瓷与其他瓷种。因为同样的“型”，钧窑可以烧，汝窑也可以烧，青花、粉彩亦可以烧。可见，型为共性，共性的东西是没有区别的。

　　而钧瓷与其他瓷种的区别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是“釉”。从一定意义上讲，“釉”为个性，“釉”是区分不同瓷种的关键所在。比如我们见到青花釉，一定会说它是“青花”;我们见到粉彩釉，一定会说它是“粉彩”。同理，我们见到钧瓷釉，也一定会说它是钧瓷。由此我们可以推论，“釉”是不同瓷种之本。

　　那么，何为“钧瓷之魂”呢?我认为钧瓷是以窑变为特征的，所以只有“窑变”才能称得上是“钧瓷之魂”。钧釉虽然为窑变之釉。但真正变得好的、变得奇的、变得美的有多少呢?不然，为什么一件窑变好的钧瓷，即使过去了几十年，仍然为人们津津乐道而难以忘怀呢?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钧瓷二厂所烧的一个盘子，形成了“寒鸦归林”的效果;晋佩章大师所烧的一个盘子，形成了“富士霞光”的效果;周有老艺人所烧的一个盘子，形成了“富士春雪”的效果;张麦圈先生所烧的一个象耳活环瓶，形成了“蜘蛛张网”的效果;刘建军先生所烧制的一个棒槌瓶，形成了“四大美女”的效果等，不一而举。这些钧瓷之所以能为人们所追捧，就在于这些钧瓷彰显出了窑变的魅力。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窑变是“钧瓷之魂”。尽管这种窑变是“釉”的结果，但釉绝不能说成是“钧瓷之魂”。正如前面所讲，虽然同施钧釉，但不同的气氛、不同的位置、不同的季节会产生不同的窑变效果。如果一定要对钧瓷窑变下一定义的话，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讲：钧瓷窑变是不为人们所掌控的火的艺术，是人釉合一、天人合一的具体表现形式。因而，窑变是钧瓷审美的最高境界——即“钧瓷之魂”。

　　如果以上推论成立的话，我们是否可以把所谓的钧瓷“型为本”、“釉为魂”纠正为“釉为本”、“变为魂”呢?

图：仿南宋官窑钧瓷釉里红观音瓶

　　二、“炉钧”与“卢钧”的概念之谜。

　　“炉钧”与“卢钧”是两个比较容易混淆的概念，也是至今未被人们破解的两个谜团。

　　“炉钧”最早的提法出现在清乾隆时期的《南窑笔记》中。书中记载：“炉钧一种，火炉中所烧，颜色流淌中有红点者为佳，青点次之。”有人对此解释为：因在炉型窑中采用还原工艺手段烧制，故称“炉钧”。但何为“炉型窑”?至今没人能解释通。

　　据记载，炉钧釉瓷器是清雍正时期在景德镇创烧的。它由高粱红和松石绿两种颜色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定的窑变效果，但釉层不透明，开细小片纹，器足涂釉，内底一般有款。同时期景德镇还烧有仿钧窑变釉，这种瓷器内壁釉面为柔润的洁白色，其外壁多以红为底，有浅蓝色细纹，红、蓝掩映，釉汁有呈旋涡状、有呈花朵状，开片自然，偶有流釉现象。

　　从严格意义上讲，景德镇所烧的“炉钧”或“仿钧窑变釉”风格和品相与宋钧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宋钧以蓝色乳浊釉和铜红窑变釉组成的钧红釉而闻名于世。它以幻化莫测的窑变工艺，展现了钧瓷五彩斑斓的绝妙釉色和独特新奇的开片纹理特征，开了复合颜色釉的先河。可以说，宋钧那种厚重典雅的风格和“宝光内蕴”的品质对后世影响极大，并成为后世竞相仿烧的一个重要瓷种。

　　至于说“卢钧”，“卢”是姓氏，“卢钧”即卢氏家族所烧的钧窑器。据记载，清道光时期，神垕镇窑工卢振太、卢振中以及卢振太之子卢天福、卢天增、卢天恩兄弟三人，在钧瓷烧制方面造诣极深。据说他们当年烧的钧瓷送到开封和上海等地都当宋钧卖，价格极高。后来，当人们得知这些钧瓷是卢家所烧后，一些古玩商们便在店门口挂出了“谨防卢瓷”的牌子。这大概就是后来“卢钧”之名的由来。

　　至今，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仍将卢家所烧的钧瓷当做宋钧收藏。可见，钧瓷界所说的“唯卢钧可与宋钧相媲美”之说还是很有根据的。

　　由此提出了一个问题，难道卢氏家族在道光时期一出道，就能烧出与宋钧相媲美的钧瓷吗?我个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知道，从唐花釉到北宋晚期的钧窑烧成，经历了二三百年的时间。据此，如果我们大胆推断的话，至少卢家在清初就开始以宋钧为蓝本复烧钧瓷，直到道光时期，他们的技术才日臻成熟。只是这一段历史史书缺乏记载而已。

　　如是，这就为我们判断清代江西景德镇“炉钧”之名的由来提供了重要依据。其一，卢家所烧的钧窑是小窑，也就是一窑只能烧一件的风箱式小窑炉。景德镇要仿烧钧窑，肯定要借鉴神垕当时的烧造工艺，而神垕卢家的技术又最高，所以他们在学习中就必然会有“小窑炉卢家钧窑”这样的概念。因“卢”为姓氏，不可能作为他们定名的依据。所以，他们就有可能取“小窑炉”的“炉”作为他们所仿烧钧瓷的定名，于是景德镇就有了“炉钧”之说。

　　其二，因景德镇是清廷御窑的所在地，又是全国的制瓷中心，所以即便仿烧钧瓷，也不能像江西宜兴那样起“宜钧”，像广东那样起“广钧”之名。这也是他们选“炉钧”为名的理由。

　　以上两种虽为推测，但也不无道理。如果从科学的角度分析，景德镇的所谓“炉钧”之名如按《南窑笔记》的讲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何为“火炉中所烧”，请问，什么瓷器不是在火炉中所烧的呢?那为什么“青花”和“粉彩”不叫“炉青花”和“炉粉彩”呢?

　　据此，如果一定要确切并合理地定名的话，不妨称其为“清代御窑仿钧”或“清代御窑钧器”。这样，既不失其官窑的地位，也不会影响后人对钧窑的种种猜测，何乐而不为?至于说神垕卢家所烧的钧窑，虽然它们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但仍然属钧瓷的范畴，所以它们只能叫钧瓷，而不应叫“卢钧”。

　　当然，“卢钧”的称谓之所以能够保持至今，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现实的公认，但更多的是人们对卢家在清代和新中国成立后复烧钧瓷过程中所保留下来的烧制工艺和钧釉配方的尊重。的确，“卢钧”作为我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确实值得后人永远敬仰和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