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威日报讯 19世纪初，清代著名学者张澍在家乡武威的大云寺里发现了用汉字和西夏文对照镌刻的《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从而揭开了中国学者研究西夏文化的序幕…… 

　　200年后，还是在武威这块被称为“西夏陪都”的地方，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武威西夏文化研究所所长孙寿龄先生耗时20多年，痴心研究西夏文化，先后“复活”了西夏泥活字印刷术、西夏象棋和西夏瓷器烧制技术，使沉寂千年的西夏灿烂文化得到传承、弘扬和应用。泥活字印刷术佐证中国四大发明

　　一本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让孙寿龄复活了11世纪中国的活字印刷术，也向世人雄辩地证明：泥活字印刷术源于中国。

　　1988年9月的一天，时任武威市博物馆副馆长的孙寿岭和同事在亥母洞寺遗址清理残存文物时，发现了西夏文佛经《维摩诘所说经》(下卷)。细心的孙寿岭并未将这批文物收藏起来了事，而是认真地分析研究。他发现，《维摩诘所说经》具有“行距不直、笔画变形、着墨不均、偶有断笔”等活字印品独有的特征，与雕版印品有明显区别，此书极有可能为泥活字印本。孙寿岭经过无数个日夜的比对、辨析后判定：《维摩诘所说经》不仅是活字印刷品，而且是泥活字印刷品。

　　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只在《梦溪笔谈》中有段关于“活字鼻祖”毕昇发明活字印刷的文字记载，活字字模等没有考古发现，以致于有人对沈括的记载和毕昇的发明表示怀疑，认为“泥不合印刷”。国际学术界也向我国印刷术提出挑战:韩国人认为自己的铜活字，是世界上最早活字印刷的实物证据，执意要“申遗”。西方一些媒体称活字印刷术是德国人古登堡在公元15世纪发明的。我们迫切需要拿出过硬的实物证据，来证明最早发明泥活字印刷术的是中国。

　　1998年3月31日，在国家文物局和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持召开的“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印本鉴定会”上，专家一致认为，该印本是中国12世纪早期的活字版文献，至于到底是否为泥活字印本，尚待进一步研究确证。

　　为了证明泥活字印本早在12世纪就诞生在中国的观点，孙寿岭不仅撰写论文，而且亲手复制出泥活字，用这些泥活字印书。他用实践来捍卫祖先的发明权，重重回击外国一些学者的挑战，解答国内一些专家的质疑。

　　孙寿龄用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和耐心，运用《梦溪笔谈》中记述的毕昇印字之法，反复摸索实验，用3年多时间，终于在自家的小煤炉上，成功烧制出泥活字，复原了有6400多字的泥活字印本《维摩诘所说经》(下卷)。

　　孙寿龄的研究成果为确立中国活字印刷的发明权提供了有力的实物佐证，得到了国内外文物专家和西夏文化研究专家的高度评价。国内学术界首先肯定了《维摩诘所说经》是泥活字版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孙寿龄研究成果也给予了充分肯定，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史金波称他是“近代西夏文泥活字第一人”。

　　2002年10月，因孙寿龄在西夏文化研究上的杰出贡献，被中国社科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特聘为学术委员。2007年6月，孙寿龄的《泥活字的制作方法》获国家发明专利。西夏棋子点活西夏文化

　　一枚西夏棋子，让孙寿龄复活了西夏“一盘棋”，揭示了在“西夏陪都”的武威大地上，党项文化和汉文化相互交融、共同发展的历史画卷。

　　2002年10月的一天，在武威文化广场上的古玩摊上，孙寿龄和同事黎大祥应邀为一名文物收藏爱好者“鉴宝”。一枚一面为西夏文，另一面为汉文的铜质象棋“士”，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凭着过硬的西夏文功底，他们认定这是一枚罕见的西夏象棋子。

　　西夏王朝是11世纪初，以党项族为主体在北方建立的政权，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190年，疆域包括今天的宁夏、甘肃大部、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青海东部等地。1227年西夏灭亡后，文字失传，包括象棋在内的其他物质文化也逐渐失传。武威西夏铜制象棋子的发现，充分说明古代象棋不仅是中原汉民博弈娱乐的工具，也是西北边陲的西夏少数民族开展文化娱乐活动不可或缺的工具之一。这种西夏文与汉字并存的象棋，充分考虑了西夏民族与汉民族、西夏民族内部或汉民族内部都可以使用的实用性，足以印证当时西夏民族与汉民族人民群众的密切往来。

　　2008年10月上旬，在西安举行的第四届中国西部文化产业博览会上，由孙寿龄等专家凭一枚出土的西夏文象棋子复原的西夏象棋，代表甘肃省选送的展品参展，获得了与会专家的称赞和参会客商的赞叹。孙寿龄说：“象棋在我国历史悠久，从文字记载来看可追溯到春秋时期，但西夏建国后，是否有下象棋这种娱乐项目，史料没有明确的记载。在武威发现这枚西夏象棋子之前，也没有实物资料和研究者提及。根据出土的西夏象棋子复原的全套西夏象棋，为进一步研究西夏时期的文字及文化娱乐提供了参考。”文化是明天的经济

　　一堆西夏瓷器碎片，让孙寿龄复活了失传700多年的西夏瓷器制作技艺，西夏瓷器与地方特色文化嫁接后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重放异彩。

　　瓷器制作工艺是西夏文明的一个缩影，上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宁夏灵武、甘肃武威，发现了烧制西夏瓷器的窑址，出土了很多瓷器文物。在武威境内，除著名的西夏碑、西夏木板画、西夏泥活字版经文等文物外，出土了西夏瓷器300多件，是国内西夏瓷器出土最多的地区。特别是武威古城瓷窑遗址出土的西夏瓷器，其种类之多、数量之大，国内罕见，当属西夏官窑之一，仅塔儿湾出土的西夏瓷酒器就填补了我国早期酒具用品的空白。

　　如何让消失在成吉思汗铁蹄下的西夏瓷器制作技艺得到复生，成为明天的经济，孙寿龄在古城瓷窑遗址一带散落的一堆堆瓷器碎片中找寻、拼接、揣摩、求索……

　　凭借西夏瓷器和碎片，孙寿龄以顽强的意志不断探索、研究和试验，逐步掌握了西夏瓷器独特的“剔刻釉技法”制作工艺，在简陋的电烤箱内，用家乡古城瓷窑遗址的高岭土做原料，成功烧制出了包括酿酒器具、生活用品、文化用具、军事用品等方面100多件风格独特的西夏瓷器。

　　2010年7月，武威西夏文化研究所挂牌成立，孙寿龄在有生之年终于有了研究西夏文化的一席之地。如今，走进武酒集团西夏文化研究所，仿佛穿越时空隧道，进入了千年前的西夏时代，满目是西夏书画作品和瓷器用品，就连酒壶、酒瓶、酒杯等酒具也无一不打着西夏文化的烙印。稀缺于价值是经济学研究的全部归属。中国美院雕塑系教授薛中评说孙寿龄西夏瓷艺作品：我第一次到武威，看到孙老制作的西夏瓷器，就感受到与南方瓷器的巨大差别。以景德镇为代表的南方瓷器讲究工艺精美，风格细腻；而西夏瓷器则古朴大气，图案不加修饰，完全是制作者情绪的抒发，它们也流露出非常成熟的手法，西夏瓷器有自己的套路，整体风格显明，但每个制作者也是有自己的个性特征的。

　　“今后，我们将利用西夏瓷器独特的文化内涵，打造西部最大的西夏酒瓶生产线，让人们在品味美酒的同时，感受西夏文化的独特魅力，让复活的西夏文化早日造福武威地方经济。”谈起未来，年逾古稀的孙寿龄满怀希望。孙寿龄的案头悬挂着一幅西夏古镇瓷器生产复原图：远山含黛处，一件件西夏风格的瓷器从古城瓷窑中新鲜出炉；垂柳掩映下，纳凉消暑的人们，手执西夏酒瓶，畅饮凉州美酒。也许，那正是他毕生不懈追求的美丽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