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今年最大的水下考古项目——“南澳Ⅰ号”水下发掘作业暂告一段落。“南澳Ⅰ号”第二阶段水下考古发掘工作出水9500余件文物，此次水下考古发掘的成果能否破解“南澳Ⅰ号”的身份之谜？本报记者通过电话采访了“南澳Ⅰ号”水下考古发掘领队崔勇。

　　出水文物多是青花瓷

　　据崔勇介绍，去年在对“南澳Ⅰ号”沉船进行发掘中，考古工作队采集、发掘出水了大量的陶瓷器、金属器等文物，总计发掘出水文物11248件。“南澳Ⅰ号”是我国目前已发现保存最好的沉船之一，遗物在海底散落的范围不足250平方米，证明破坏不太严重。

　　据了解，今年“南澳I号”水下考古发掘工作中，共出水文物9500余件，其中瓷器以福建漳州窑青花为大宗。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还出水铜质弹簧两个，并发现多门铜炮，同时采集泥样、植物种子、果肉等样品十余盒，为研究当时船员的生活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除了出水大量精美的文物，在今年的考古工作中，沉船船体结构也得到进一步确认，目前“南澳Ⅰ号”已被确定的舱位总数达到23个，并在沉船北10号舱西侧发现疑似船体中部结构的部件。专家推测，“南澳Ⅰ号”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外贸船只，沉船中的文物约有3万件。

　　罕见“双鱼大盘”面世

　　此次出水的瓷器中，一件出自福建漳州窑的折沿盘上的“双鱼”图案，是“南澳Ⅰ号”上首次发现的。故宫博物院古陶瓷专家陈华莎认为，这个“双鱼”图案画的是两条鲤鱼，但在这里不是鲤鱼跳龙门的意思。她说，乐府诗有这样的诗句:“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讲的是妻子收到丈夫书信的感人故事，后来人们用“双鲤鱼”借代书信，赋予美好的寓意，表达思念之情。又因为鲤鱼鱼子很多，“鱼”与“余”谐音，又有多子多福、年年有余的意思。

　　对于出水的“双鱼大盘”，崔勇认为，它沿袭了元代写实的画风。在明代以后，“双鱼”图案被更为写意的画风所替代，风格更随意，表现内容多样化，图案更细致、更复杂。崔勇认为，通过对“南澳Ⅰ号”沉船的发掘，不仅提供了品种极为丰富的成品，同时也填补了16—17世纪间大航海时代我国海外贸易政策转变、东南沿海经济结构变化等资料的空白。

　　据介绍，此次还出水不少晚明时期的景德镇窑瓷器。像“雀鹿蜂猴”大盘，盘子里画有雀、鹿、蜂、猴等四种动物，“雀”和“爵”是通假字，“蜂”与“封”同音，代表封侯、封官的意思，“猴”则表示“侯”，鹿代表“禄”，即禄位，故该图案寓意“爵禄封侯”，体现了老百姓望子成龙的心愿。

　　发现铜炮是武装商船

　　在出水的文物中，还出水了大量的铜板，据悉，这些铜板当时是一摞摞堆积的，因为已经凝结在一起，尚不能断定这些铜板是成品还是原料。此外，考古现场还出水了为数不少的铜钱。

　　按照传统的说法，因为古代的铜比较少，所以就比较昂贵。唐朝时就制定了禁止私自买卖铜材的法令法规；宋朝时铜料已经禁止输出；因铸钱铜料不敷使用，明政府数次下令销毁民间铜器铸钱，铜料属于输出的违禁物品。是否能够判断这艘载着铜板的货船是走私船？

　　对此，崔勇认为，这不能成为判断“南澳Ⅰ号”是明代走私船的依据。历朝均严禁金属出口，不过根据史料，在明朝铜仍属于大宗输出的贸易品，有专家还在日本发现了明朝输出铜的货物单据。沉船上的这些铜可能属于正常的贸易，但也不能排除是走私船的可能。当时在泉州附近，就有大海盗李旦的船队，他们与走私船互相勾结。

　　明朝实行了海禁，为何这艘船还运载大量的外销货物出海，是否可以依此判断“南澳Ⅰ号”是走私船？崔勇认为，在万历早期海禁的政策下，明朝仍留有个别专门对外贸易的港口，虽然官方实行了海禁，但对广州实施了特殊的外贸政策，可以说广州的外贸一直没有间断过。另外，从隆庆元年开始，明朝调整政策，允许民间赴海外通商，史称“隆庆开关”，并在漳州月港设立了对外开放港口。漳州月港的对外贸易当时非常兴盛。

　　此前，在考古发掘中，还发现了两门铜炮。崔勇称，在商船上面配置火炮并不奇怪。资料显示，在明朝郑和率领船队下西洋期间，船队就已经装配有火炮等火器，只是郑和船队是和平使者，人们往往注意当时造船业的发达，而忽视了明朝火器的犀利。其实，在郑和之后，不少进行远洋贸易的民间商船也装配了武器以自卫。

　　漳州窑曾仿烧宋官窑？

　　在发现的“南澳Ⅰ号”装载的瓷器当中，以漳州窑青花为大宗，包括大盘、大碗、钵、罐等。最大的青花罐子有40多厘米高，还有一个釉陶的龙纹罐有60多厘米高。据介绍，漳州窑的器物最典型的特点就是沙底。它在烧的时候，使用河沙来垫底，这样就有大量的沙粘在上边，以前也叫沙足器，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而且胎一般都呈灰黄，比较暗，青花的发色也不是很亮。这一类器物本身生产出来，绝大部分就是专门销往外国市场的，在中国本土用的不多。

　　对于漳州窑，有专家这样评价:造型既有粗大厚重的大件器物，也有精巧的小件器物。青花、彩绘、蓝釉、青瓷四大种类中，均可见到直径达30厘米以上的大盘。其中个别大盘硕大厚重，直径近50厘米，这在“漳窑”以外的明末清初瓷窑中较为少见。

　　漳州窑的胎质有精有细，粗者居多。粗者胎质发灰，杂质较多，结构疏松；由于多数器物胎壁较粗，导致挂釉厚薄不均匀。胎壁的修饰一般均很粗糙，底足普遍带有放射状的跳刀痕，且未施釉。纹饰多用写实手法，比之景德镇，缺乏规整与严谨，但构图与线条的表现，随意抒发，不稍拘束，画风简率朴实，又不失之简陋。

　　虽然人们对漳州窑生产的瓷器评价不是很高，但是，中国古陶瓷学会会员钱汉东先生告诉本报记者，他曾经在国外见过一些明代漳州窑仿照宋代官窑烧制的礼器陶瓷，制作非常精美。他猜测，这些精美的瓷器或许是明朝宫内委托漳州窑仿照宋朝官窑烧制的，是用来祭天的。

　　漳州曾　“十里长窑”

　　中国古陶瓷学会会员钱汉东先生说，入明后，素有“东方大港”美誉的泉州港已衰败，取而代之的是明代著名的海外交通贸易中心——漳州月港。平和县外销瓷的迅速崛起，与月港的兴起是息息相关的。在漳州平和县境内南胜、五寨一带发现龙窑遗址数以百计，它们临溪依山而建，形成“十里长窑”。从平和花山溪顺流而下，直达月港，便捷的交通，使瓷业生产呈现蓬勃发展的势头，甚至可与近邻德化瓷相媲美。

　　明万历年间，景德镇制瓷业出现原料危机。窑工反对陶监的斗争，最终酿成火烧御窑厂的暴力斗争，加之明末清初朝代更替中出现的政治动乱，造成景德镇外销瓷的减产甚至停歇。东印度公司的老板手持景德镇瓷器样品和西方人喜爱的图样四处寻找供货方，沿海漳州窑便成为替代景德镇瓷器的生产基地。业界专家认为，漳州窑占据了明清时期福建外销瓷的主导地位，这里就是“克拉克瓷”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