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大英博物馆藏有德化瓷器达两千件之多，且多有顶级藏品在其中。例如确为何朝宗制作的文昌帝君坐像，背部钤印标准的何朝宗葫芦形印章，而且有“万历庚午年春”刻款纪年文字，是全世界仅有的一件确切纪年的何朝宗作品。英国维多利亚和阿伯特博物馆藏有从宋至清代的德化外销瓷器200多件;牛津阿斯摩林博物馆收藏的德化窑瓷器年代较早且较为珍贵;白金汉宫中的大部分“中国白”同私人收藏品一样，也是属于早期的作品，确切地说有40多件藏品，藏品的质量很高，对于德化瓷器的研究极有价值。英国戴勒姆大学东方艺术博物馆的藏品，一半以上都是明代的雕塑立件，件件精致。可惜这批藏品在近年已被流散到社会各地了。
法国是接受德化白瓷较早的国家，各博物馆大多都有收藏。如今世界各国对德化白瓷的统一称呼，就源于法语：BLANC DE CHINE 。法国收藏中最重要的一件是，何朝宗制作的观音坐像，背部钤印标准的何朝宗葫芦形章。
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波士顿博物馆、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堪萨斯市纳尔逊美术馆、华盛顿弗里尔美术馆、纽约市政博物馆、芝加哥的艺术博物馆、国家历史博物馆、费城艺术博物馆、西雅图艺术馆、旧金山德昂博物馆、夏威夷博物馆和各大学的博物馆都珍藏有德化瓷器，其中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有58件，波士顿博物馆有30件左右(包括明代德化著名瓷塑家何朝宗的早期作品)。
爱尔兰人唐纳利(P.J.Donnelly)是国外德化白瓷收集和研究的集大成者。他早年移居英国伦敦，一生都在收藏、研究德化白瓷。他的著作《中国白》(Blanc de Chine)是已知的第一本研究德化白瓷的专著。该书成书于1964年，1969年伦敦费伯(Faber)兄弟出版社出版。内容涉及德化制瓷历史、德化白瓷在海外的藏品、德化白瓷的雕塑技艺以及德化白瓷在海外的影响等，堪称是一部德化白瓷研究的百科全书。在书中他尝试运用西方早期类型学的方法，首次触及了德化白瓷的分期课题。
美国收藏家、古陶瓷研究专家罗伯特(Robert H.Blumenfied)于2002年撰写了《“中国白”：绝妙的德化瓷》(Blanc de Chine:The Great Porcelain of Dehua)一书，涉及面广，内容翔实，对研究德化白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由柯玫瑰(Rose Kerr)、约翰·盖尔(John Ayers)主编的《“中国白”：德化白瓷论文集》(Blanc de Chine—porcelain from Dehua)收录了包括何翠媚(Chuimei Ho)、郭勒逊(Kenson Kwok)、埃娃·施特勒伯(Eva Strober)、海蒂(Heidi Tan)等人的研究成果，是国外影响深远的研究德化白瓷的论文集，且收录在论文集中的文章都为国外研究德化白瓷的知名学者撰写的，可视为国外德化白瓷研究的最新成果和收获。
福建省的各级文物考古机构和几代文物考古工作者辛勤耕耘，成果颇丰。主要成果体现在，以屈斗宫为代表的多处窑址的科学发掘和研究，以及大量的田野考察、标本采集整理，出版了屈斗宫的考古发掘报告、德化窑标本大系等田野考古资料等专业著作，给德化瓷的文物研究创建了一个科学平台。
与此同时，诸多专业学者和民间文物专家，依据各自占有的实物资料和地方人文资料，发表了众多的专著和论文，极大丰富了对德化瓷的认知和研究，提出了很多的真知灼见，同时，他们以文人的真挚之心，竭尽全力为德化瓷的历史地位和功绩鼓与呼。老前辈孙瀛洲 、叶文程、林忠干、徐本章、王冠英等诸位先生给世人留下的专著和论文，是我们后学的永久财富和治学楷模。当代的陈建中等诸位同人在田野和研究领域贡献了大半生，现在仍然固守在德化瓷的故土耕耘不辍，是德化瓷研究领域的中坚。
我的《中国德化白瓷研究》一书，搜集了在世界各地所能找到的4200件德化白瓷实物资料，在此基础上，利用数学统计学原理进行统计，利用考古学的排队、分期、谱系等手段，推导出德化白瓷分期断代的立体模型。这一模型的建立，把国际德化瓷研究推到了新的高度，得到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
鉴定工作是个系统工程，在传统鉴定习惯和要领的基础上，建议大家大胆尝试我在书中提供的鉴定模型，进行多要素的运作，最终推出结论。亦即把经验感觉和模型运作结合起来。
可以进入模型的要素有器型胎釉和局部特征两大类。举例而言：
梅花
梅花是德化瓷装饰题材中最为典型的。由于梅花这一题材其涵盖的器形种类特别多，实物资料甚丰，所以可以作为德化白瓷分期断代中重要的局部特征之一。
《中国德化白瓷研究》一书中排了18式梅花，总的规律是，从早至后，花瓣从瘦削至丰腴，花蕊的表现越来越大，枝干也有变化，开始的时候很简单，到后面越来越复杂。
明早期用于瓷器装饰的梅花，带有明显的写实主义色彩，花瓣是主要着眼点，大部分瘦而窄，上边有凸起的棱线，花蕊只是用一个点或者不大的半球样式来表现。枝干简约，原型极似单瓣的腊梅。在制造过程中，艺术创作为着重点。
到了明中期这类梅花瓣型开始有了变化，花瓣的棱线逐渐丰富，瓣面的起伏凹凸也有了不同的式样，甚至出现了半球体的花瓣和内凹形花瓣，而且花蕊的表现越来越突出，从小点或不大的半球体到明显的半球体样式，花朵的数量增加到三至五朵，枝干从单枝进展到二枝，构图重心移向下部。这些都表现出这一时期瓷器表面装饰的梅花制作越来越趋向完善精致，灵气十足。
明末至清初，清中这段时期，德化白瓷上梅花花瓣和花蕊的造型达至顶峰，无论是花瓣的凹凸，还是花蕊精致、多样的程度，都是前朝所不及的，这一时期的梅花最为美妙，几乎集合了德化瓷梅花的所有特征，尤其是对花蕊的塑造，蕊茎、蕊头交错出现、并列出现，繁杂的蕊芯为亮点，点缀的整朵梅花跃然于器物上，更加生气勃勃。
清中期开始，德化窑对梅花的表现趋于程式化，这期间德化瓷的生产和创作已经深受商品化的影响，而到了清晚期更显示出呆板、图案化、符号化的倾向，最具体的表现就是花蕊呈饼状出现在器物上，完全丧失了当初艺术创作的灵气，整体上也不再有早期的自然活泼之感。
以上梅花这一局部特征的演变过程显示出德化瓷中梅花题材自身的变化历程，呈现出这时期创作者的文化心态和社会的风气变化。
山石
山石题材是德化白瓷雕塑中常见的要素之一，最常见的是出现在观音立像中。山石题材使用的年限也很长，自明至清、民国绵延不断。所以它也具备了分期断代的基本条件。
我们根据山石造型变化的规律，排出了它的序列。总的来看，山石的造型起步于写实，其标本就是太湖石。关于明人对太湖石的理解和解读，可以用林有麟《素园石谱》一帧予以佐证。林有麟是明万历年间人，他所绘的这幅“太湖石”，也可作为我们断代的参照。明中、晚时期山石的创作者是将山石作为重要的创作内容来对待的，而且融入了明人对山石“石龙近于禅”(林有麟语)的哲学理解，山石“芜而不言。一洗人间肉，飞丝雨境界”，融在德化白瓷的纹理之中。
及至明末，德化白瓷对山石的处理风格逐渐出现简化和线条化的趋向。洞石的形状(即太湖石那种拉长的孔状)，逐渐缩小成圆孔状。到清代中期以后，山石的风格似乎又有了向写实方向的回转，但明中晚期的那种风格基本固定趋同现象消失，表现为每件作品中山石形态各异，没有了统一的章法和规范。最重要的是，清晚期以后的作品中，创作者对山石的哲学理解表现出肤浅和躁动不安的心态和社会风气。
所以，山石这一局部特征的确包含诸多的内涵，既能作为断代的依据之一，又能帮助我们解读明人、清人、民国人、现代人的不同心理状态及各时代的社会风尚和思潮。
印章款识
印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鉴定手段。在中外研究者工作的基础上，笔者搜集到的德化白瓷印章款识(前述范围内花款未列入)共有葫芦章、叶形章、方章、圆章、刻划章5种。
例如，何朝宗印章的存在时间从16世纪中期到18世纪后期，长达200多年。这个时段的大部分显然不是何朝宗的创作期。可以认为，在这200多年中的第一个50年是何朝宗直接创作的最大范围，而后150年均为何朝宗的继承者的创作期。所以在何朝宗印章的29型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何朝宗本人所使用的。诚如国内一些专家所言，在世界范围内的钤印了何朝宗印章的作品数以千计，但真正可以确认是何朝宗作品的最多也就百件左右。
“溥及渔人”、“博及渔人”这类款识的印章比较复杂，在明清之际甚至于明末就已出现，而近现代以苏学金为代表的苏氏家族一直将“博及渔人”作为自己的传统用章，直至民国和现代。这期间长达近400年的跨度中，都有使用，这个谱系，在我书里已经厘清并做了分期和断代。
此外，还有璎珞、面相、题材等要素的演变规律，都是断代的抓手。
总之，要尽量多地寻找器物所包含的一切特征，把它放进分期谱系中去对号入座。多个要素推导结果的交汇点，就是该器物断代的最终结论。
18世纪释迦牟尼佛立像 高84厘米 149万港币 2012年10月9日香港苏富比
德化瓷的收藏和投资
说到德化瓷的市场投资，我感觉国外比较热，价钱比较高;中国比较冷，价钱比较低。另外，国外市场上的德化瓷比国内所见的质量要好。原因就是中外美学观念不同，社会风气不同，还有历史传统不同。但是，导致这些不同，除了民族文化差异，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国人对文化价值(包括美学价值，历史价值和价格走向)的把握水平不高。而德化瓷的美学价值是世界瓷雕艺术的巅峰，早已被世界公认，所以这个认知上的差距，才导致了中外市场的差异。雕塑是德化瓷的精髓所在，其特点是唯美天然，自然天成，带给人内心的宁静，而且天然地带有东方气息。因此我相信，国人赶上这一步，是早晚的事。
检查十五年来国际拍卖市场中，德化白瓷每年的主要成交记录，可以清楚地看出价格变动的曲线和不同器型的价格差。这是一份很有意思的资料，1997年3月纽约苏富比‘清中期18世纪渡海观音立像“(H:50.8)成交价29,900美元;12月伦敦佳士得“清中期18世纪如意观音坐像”(有印章)成交价19,550英镑;9月纽约苏富比“清中期18世纪持经观音立像”成交价16,000美元;4月北京嘉德“清17世纪丁水奇珍印章狮耳香炉”(明晚期印文山水珍藏)成交价11,000元人民币。
1998年11月香港苏富比“清17世纪何朝宗印章观音立像”成交价460,000元港币;3月纽约佳士得“清17-18世纪渡海观音立像”成交价21,850美元，“清18-19世纪文殊菩萨坐像”
(18世纪)成交价8,625美元;4月香港苏富比“清中期18世纪佛立像”成交价69,000元港币
1999年11月香港佳士得“清中期18世纪博及渔人印章菩萨立像” (H:83.2)成交价402,500元港币;7月北京翰海“明晚16世纪仕女坐像”(17世纪 如意观音)成交价187,000元人民币;9月纽约佳士得“清17世纪坐莲观音像”成交价16,100美元;
2000年7月北京翰海“清 观音童子坐像”成交价88,000元人民币;3月纽约佳士得“清中期18世纪休闲作观音”成交价8,625美元;11月北京嘉德“晚明16世纪观音像”成交价79,200元人民币。
2001年10月纽约苏富比“清晚期19世纪文殊菩萨坐像”成交价32,950美元;10月纽约佳士得“清17-18世纪如意观音坐像”(钤四字印章，17世纪)成交价22,325美元;11月阿姆斯特丹苏富比“清17世纪雕阿拉伯文鼎式三足香炉”成交价21,000荷兰盾;12月北京翰海“清关公坐像”(17世纪)成交价39,600元人民币。
2002年5月香港苏富比“清17世纪何潮、溥及于人印章休闲作观音像”成交价306,800元港币;6月上海敬华“清观音立像”成交价154,000元人民币;7月北京翰海“清 休闲作观音”成交价143,000元人民币
2003年11月纽约博得富“清中期18世纪文殊菩萨坐像”成交价38,188美元;10月香港佳士得“清中期18世纪十八罗汉山子”成交价262,900港币;10月上海崇源“明 何朝宗印章送子观音坐像”(清)成交价154,000人民币;11月北京华辰“乾隆 如意观音坐像”成交价143,000元人民币;2月伦敦苏富比“清17-18世纪舞蹈人物立像”(17世纪)成交价12,000英镑。
2004年4月上海敬华“清晚期19世纪文殊菩萨坐像”成交价330,000元人民币;9月纽约苏富比“清中期18世纪送子观音坐像”成交价19,200美元;12月北京翰海“清17世纪渡海观音立像”成交价154,000元人民币。
2005年11月伦敦佳士得“清17世纪 何朝宗印方印章渡海观音”成交价131,200英镑;5月香港苏富比“清中期18世纪溥及于人印章观音坐莲像”成交价480,000港币;7月伦敦佳士得“清17世纪横笛”成交价31,200英镑;11月伦敦佳士得“清17世纪 何朝宗印方章休闲作观音”成交价18,000英镑;(上海博海2005年12月25日拍卖的“明成化德化窑双耳香炉”以187万元人民币成交，但未知确实。)
2006年5月香港佳士得“嘉庆时期德化许云麟印章文殊菩萨坐像” (清晚期)成交价480,000港币;3月纽约苏富比“清18-19世纪渡海观音立像”成交价45,000美元：3月纽约佳士得“清18-19世纪观音罗汉山子”成交价26,400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