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被誉为瓷之国，这一发明给世界各国带来了丰富的艺术享受和极大的生活便利，英语国度的同胞们灵机一动，索性用“瓷器”当成了中国的名字——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历史常识。
 

    　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中国瓷器是怎样走遍世界的呢？近日，一场名为“大元帆影”的韩国新安沉船出水文物精华展在浙江展览馆武林馆区拉开帷幕，600多年前的元代，中国瓷器跨越茫茫太平洋，开展着繁忙又井然有序的瓷器外销贸易。我国成熟的制瓷技艺对周边诸国影响深远，越窑青瓷、龙泉青瓷等是当时广受欢迎的外销名瓷。从水路出发的运输路径，是我国古代瓷器外销最重要的方式之一。水路可分为东南亚和西亚、东非两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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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绵长的海岸线，给我国的海外贸易带来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从唐代起，朝廷相继在广州、明州（即宁波）、泉州等地设置了市舶司，专门管理对外贸易。其中明州是对日贸易往来的主要港口。唐代商人李隣德在公元八四二年（唐会昌二年）冒风浪之险由明州启航驶往日本，这是我国民间对日本贸易的最早记载。从那以后，年年增多。公元947年，吴越王钱佐委托商人蒋衮把一批包括越窑青瓷在内的土特产和信件带往日本送给有关官员。公元954年，钱弘俶委派商人蒋承勋代表吴越国，致书并馈赠礼物给日本政府。

　　宋代，中国瓷器大量地运销到国外。到了南宋，由于疆土日蹙，朝廷财政困难，国外贸易已成为国库的重要收入，对外贸易有了很大发展，甚至还远销到了东非沿岸国家。

　　此次展出的龙泉青瓷，恰好处于中国对日贸易的繁盛期，据船上的资料记载，这艘不幸沉没于高丽新安（新韩国新安）商船的目的地正是日本，购买者则是日本的寺庙。茫茫大海葬送了原本可以满载而归的商人们，将精美的瓷器埋葬在了历史的风尘中，幸好现代的勘测技术挽救了这批历史文物，让它们穿越时空，在时隔600多年之后，重新焕发了光彩。

　　福建泉州是宋元时期瓷器外销不可忽视的重要港口。宋元时期以泉州为出发点的海上贸易通道，主要分为三种不同的路线。

　　第一条，东向航线。从福建泉州出发，途径台湾，作为消费点和中转站，折向日本、菲律宾等地。第二条，北向航线，同样从泉州港出发，行进至明州一带，短暂停留后，继续东北航线驶向日本诸岛。第三条，南向航线，这是最远也最为复杂的路线。由泉州出发，向南航行，有的船只或选择在广州稍作停留，然后出发至菲律宾、越南，继续航行至苏门答腊岛、爪哇岛等各地港口。再经马六甲海峡抵达印度南部港口或直接向西航行，经印度洋到达非洲东海岸、阿拉伯海、波斯湾沿岸的港口城市，继而分散到非洲、中东等地。

　　埃及发现了不少中国陶瓷碎片，尤其是开罗近郊的福斯塔特遗址，大量的唐三彩，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元代青花瓷，长沙窑青瓷等碎片共达一万余片被陆续发现。

    不仅仅是周边亚非两洲国家，当时中国瓷器已然远销欧洲，昂贵的价格使之成为奢侈品，尤其是艺术品类陶瓷，仅在贵族官僚家使用。那么，这些瓷器又是怎样运达遥远的欧洲呢？

唐、宋时，中国瓷器的欧洲贸易主要操纵在阿拉伯人手里。通过波斯、埃及等国流传至欧洲的瓷器，因路程遥远、数量稀少而身价百倍，被当成无价之宝收藏起来，有的还用金银镶嵌，这期间留下了不少关于各国王公贵族们热爱中国瓷器的传说故事。

　　直到热衷于航海的葡萄牙人率先开始和中国打交道，瓷器贸易得到了迅猛发展。这时是公元16世纪初期。此后，随着明清时代和欧洲诸国的交　流逐步推进，强大的利润使得各国直接建立公司与中国展开瓷器贸易。就像现在欧美诸国的时尚风行一样，当时的中国瓷器带动了一股“中国风”，外销瓷热潮来临了。

　　随着瓷器的外销，我国的制瓷技术也随之外传。不少国家试图学习中国先进的制瓷技术，制造本国的瓷器。在这一方面，朝鲜是步调最快的，他们于公元918年在康津设窑，开始烧造瓷器。以中国越窑青瓷为基础，逐渐发展出了富有高丽特色的青瓷。而日本则在奈良时代（公元八至九世纪）引进我国的烧窑技术，烧出了质量很高的“奈良三彩”釉陶。埃及人大约在法特米王朝（公元969至1171年）开始仿造中国瓷器并取得成就。15世纪，阿拉伯人把制瓷方法传到意大利，为欧洲制瓷史开辟了一个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