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古陶瓷专家李知晏先生认为发现和挖掘湖泗窑是对长江中游古陶瓷生产的一个重要链接。湖泗窑址瓷器的出土，使南方和北方、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陶瓷生产的历史得到衔接，中国大地的陶瓷生产长河成为一个完整的系列。
自2001年，湖泗窑遗址群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以来，地方政府也开始加大保护与研究力度，但围绕湖泗窑存在到消失的种种谜团、保护方式的探索都存在很大争议。本报记者对话江夏文体局副局长、中国古瓷学会会员祁金刚，试图一探其背后究竟。
对话祁金刚
200座窑址的规模，在全国独一无二
记者：全国范围内，是否发现过湖泗窑这么大规模的窑址群？
祁金刚：像湖泗窑这样在集中的范围这么大数量的窑址群是全国唯一的，截止到目前勘测发现的窑址已经接近200座，像景德镇出土发现的窑址也就几十座窑，但是这些窑的年代不同，有宋代的，元明时期的，并不是在同一时期同时出现这么多窑址。
记者：出现这么大的窑址群，那它在烧制过程中的人口规模是不是很大？
祁金刚：宋代时期，我们这里的人口规模是比较大的，那个时期是湖泗窑烧制的鼎盛时期，但是到了北宋晚期以后，梁子湖烧制青白瓷的窑场都停火了，停烧了，是因为战乱还是什么现在说不清楚，但是到了明代之后，我们这里的人口都是从江西迁徙过来的，因为发掘窑址的数量与关于湖泗窑的历史记载太少了，目前，我们就发掘了5座窑，基本搞清楚了湖泗窑的年代、器形问题，而很多深入的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湖泗窑早期，与景德镇水平相当
记者：同是烧制青白瓷的窑址，湖泗窑与景德镇在北宋同时期的技术、工艺水平比较如何？
祁金刚：从出土文物来看，我们这个地方出土的青白瓷与景德镇同时期出土的青白瓷质量与工艺水平都差不多，包括刻花、造型，釉色特别接近，瓷胎的制作工艺，制作手法如出一辙。这里面肯定有一个传承关系，是景德镇传到我们这还是湖泗窑的技术传到景德镇，就没有相关的考古证据去证明这件事情。但是，景德镇到了南宋时期，青白瓷就造得比较好了，胎比较薄一些，前期的瓷器，两地水平都差不多。
记者：那后来，湖泗窑为什么没有出现景德镇那样的瓷器重镇？
祁金刚：景德镇后期开始为官府烧制瓷器，而湖泗窑一直只生产民间的“大路货”。为什么窑址规模大，有一个原因就是产量比较大，供老百姓用的东西非常多，而客观追求产量的同时，就很难保证质量，例如新窑那边烧的青瓷系的瓷器，都不需要匣钵来烧了，直接叠烧，成本低，产量高，但质量就提不上来。
梁子湖畔的优质高岭土，无法满足密集窑群的持续烧造
记者：后来为什么突然停烧了？
祁金刚：从目前出土的青白瓷器来看，湖泗窑在北宋晚期就断层了，停烧的原因可能是梁子湖周围瓷土挖没了，或者受到邻省景德镇瓷器的激烈竞争被市场淘汰。
在制瓷原料方面，江夏地区的瓷土差异很大，虽然梁子湖周围有优质的高岭土，但并不能满足密集窑群的持续烧造，而环斧头湖蕴藏的瓷土质量较差，这就导致了制作瓷胎的困难，从出土文物中可以看出，无论是梁子湖或者斧头湖，都是粗瓷多，细瓷少，粗瓷占了全部数量的80%左右。经过一段时间密集生产之后，不可能不在原料持续供给上出现问题，相比之下，南宋江南名窑景德镇、龙泉窑都以盛产瓷石、石灰石为名。
在制作工艺上，虽然早期的青白瓷可以与景德镇媲美，但在后期制瓷业发展中，湖泗窑明显不足，由于追求烧制瓷器的数量，精雕、刻画不足在所难免，产品存在釉色不足，发生变形时有发生。反观，龙泉窑等名窑，精粗、高下，一目了然，湖泗窑产品占据的长江中游地区也逐渐被景德镇、龙泉窑取代，最终导致江夏制瓷业在市场竞争中淘汰出局。
保护
政府还没有重视湖泗窑的存在价值
去年，江夏文物管理所所长刘志云在陪同考古专家调查湖泗窑梁子湖窑址时，在保福远景村的湖汊边缘发现了宋代烧制瓷器的瓷土。
如果不仔细辨认，它们看起来就跟现在的牙膏一样，刘志云称。制作瓷土的原材料是本地丘陵上的高岭土，经过磨碎、淘洗后，放到沉淀池里过滤，最后能得到像米浆一样的瓷土，而瓷土中二氧化硅含量、氧化铁含量的高低又会决定烧制瓷器的颜色、玻璃化程度。
“直接触摸1000年前的瓷土，有种穿越回宋代的感觉，”刘志云说，“远眺这些丘陵，你似乎可以看到宋代鼎盛时期湖泗窑大量烧制瓷器的场景。龙窑冒出青烟，木柴是山上长的松树，他们用窑渣铺设一条延伸到湖面的码头，几座山头彼此轮流烧制，这一家窑停下来出货，那一家窑再接着烧。”
刘志云希望在湖泗建立一座遗址博物馆，来复制这种场景。自2010年，刘就在编写湖泗窑的保护立项策划，在刘的构想中，可以择址在浮山或者保福圈建一个复原古人烧瓷的博物馆，通过具体对某一座窑址的挖掘，将出土瓷器全部陈列在博物馆，供人观赏。
“挖掘就要保护，目前最好的保护方法还是回填，”刘志云说，“不过窑址紧挨湖面过近，就有一个问题是湖水冲刷导致窑址损坏”，谈到保护问题，刘志云毫不掩藏地说，政府还没有开始重视湖泗窑的存在价值。
江夏区湖泗镇浮山村，村民在田间耕作时刨出的杯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