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大拍卖会上瓷器一直都是受人关注的品类。乱世黄金，盛世古董。和谐的年代，瓷器收藏也在平稳中增长。保利国际2013年春拍和秋拍中的瓷器都有着不错的成交额。要想预知2014年瓷器的行情走势，不妨看看2013年瓷器在拍卖会上的价格吧。
青花折枝花卉纹墩式碗
明永乐 青花折枝花卉纹墩式碗
尺 寸：直径18.2cm
创作年代：明永乐
估 价： 13,000,000-18,000,000
成 交 价： RMB 14,375,000
本品造型洗练简约，敦实而端庄，胎质细腻坚致，釉汁莹润亮青，全器内外纹饰疏朗，极见清逸之气，外壁绘缠枝菊花和茶花，二者交替出现，内壁绘六组折枝祥花瑞果纹，分别是荔枝、茶花、枇杷、月季、柿子、茶花，花果交错布置，彼此留空开阔，彰显胎釉之精良似玉，予人视之倍觉清雅尊贵。碗心则是绘以折枝番莲纹。祥花瑞果是永宣青花最为经典的纹饰，本品涵括了所见的主要品类，其绘画写实逼真，诸花妍放生姿，众果饱满诱人，充分借鉴国画的笔墨意韵，得其法度，勾、勒、点、染诸法，运用皆宜。线条粗细并用，青料浓淡兼施，从而令画面富具苍翠欲滴的意趣，透出凝重雄浑之美，无不彰显出御窑画师的非凡造诣。
本品为永乐青花官窑之隽品，富具自身特色：
一、本品属于永乐青花墩式碗之最小者，口径18.2厘米。墩式碗应始自元青花瓷器，洪武永乐宣德三朝继之，口径最大者可在数十厘米以上。墩式碗属于外来造型，完全是为了适应中东地区贵族的生活习惯而烧制，故而在性质方面可界定，明初凡是墩式碗器皿皆应属于大明皇朝赐赠西洋诸国的赏赉瓷，本品亦然。
二、本品的辅助纹饰颇为特殊。外口沿装饰缠枝灵芝纹一周、内口沿和圈足外侧分别装饰一组锯齿形曲折纹，皆是明初瓷器当中较为独特的辅助纹饰。缠枝灵芝纹在墩式碗上的使用最早见于洪武朝釉里红和青花器皿，锯齿形曲折纹仅见于永乐朝使用，应是借鉴中东域外风格的结果。而在明初的浙江龙泉窑瓷器亦见缠枝灵芝纹和锯齿形曲折纹同样广泛装饰于口沿、圈足之上。
三、本品属于异常珍稀的永乐官窑瓷器，目前所知同类存世品仅有二例，皆属清宫旧藏，参见《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上)》，页65、66，图62、63。同时期浙江龙泉窑瓷器亦曾奉旨烧造过与本品非常类近的器皿，口径稍大，约在20厘米，参见《发现：大明处州龙泉官窑》页178、226。两者如此类近，正是处州龙泉官窑与饶州御器厂同属内府所辖，共同执行相同的“样制”的具体反映。
本品饱历数百年之风霜而宝光依旧，风韵不减，令人叹为观止。近世以来屡入名门，传承清晰，可谓流传有序，并多次现身于重要的学术展览中，成为鉴赏和研究永乐御瓷的典范。清人蓝浦于《景德镇陶录》中赞誉“永窑……土埴细，质尚厚，青花深翠，式样精妙，若后来仿制者殊差！”。今日鉴之，深感前贤所言非虚，令人心存敬畏。
(英国东方陶瓷学会会员 黄清华 撰文)
戴润斋(J.T.Tai，原名戴福保)，生于1920年代末，在家郷无锡的舅父秦叔开设的古董店里当学徒。未几，他就被委以挑货买卖的任务，开始游走邻近省县城市作采购。1930年代，戴先生移居上海，开设了个人的古董店，并于1932年迎娶张萍英女士。可是此际时局开始吃紧，入侵的日军不断南进，直趋上海，1937年，终于爆发了血腥战事，平静的生活顿成泡影，终于在1949年4月，与家人南迁香港，从此再没有重返祖国。
凭借天赋的上好眼力和敏锐的生意头脑，戴润斋先生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活跃于世界各地拍场，成为战后新一代中国艺术古董商中的翘楚，如同他的前辈一样，将世界、特别是美国的收藏家的目光和注意带引到中国艺术上，并帮助及促成当今诸多重要博物馆的收藏，其中与其合作最为密切的两位当属艾佛理·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和阿瑟·赛克勒(Arthur Sackler)。前者是众所周知的个人收藏家，其藏品现今正是旧金山艺术馆的典藏精品；后者更是经年汇集艺术佳作，其中大多数为华盛顿市赛克勒博物馆的镇馆重宝。戴先生透过艺廊致力为财力充裕且有志收藏的人士建构起无出其右的上乘收藏。
戴润斋一举成名于1953年春天的一场重要拍卖，即3月24日伦敦苏富比举办的艾弗瑞·克拉克夫人(Mrs. Alfred Clarke)明代陶瓷收藏拍卖，这场专拍被视为最重要的中国瓷器珍藏之一。这是戴先生第一次前赴英法，加入到收买古董艺品的行列，因为他的突然出手，出人意料地打乱了场上的平静和形势，在与John Spark和Edgar Bluett等重要藏家的激烈竞价之后，夺得最精美的11件拍品，自此J.T.Tai的名号在中国古董艺术圈内逐渐响亮。此后，戴先生每年都会重临伦敦，在1963年11月伦敦苏富比为伦敦古董商H. R. Norton举办的专拍上，他以8，000英镑购入一件极为精美的15世纪配有原盖的青花梅瓶，刷新当时的世界纪录。戴润斋先生精于陶瓷器物的赏鉴，故其收藏可谓极珍极美，尤以明清瓷器为最。香港苏富比曾于2010年秋季举办“戴润斋清宫御瓷珍藏”专拍，供计13件拍品，总成交价高达6亿6，666万港元。其中一件清乾隆浇黄地洋彩锦上添花“万寿连延”图长颈葫芦瓶，以2亿5266万港元天价成交，刷新中国工艺品及瓷器世界拍卖纪录，成为当日拍卖焦点。另一件重点拍品清乾隆御制珐琅彩“祥云瑞蝠”开光式“四季花卉”图纸捶瓶，则以1亿4066万港元成交，远超最高估价。本场此件“明永乐 青花折枝花卉纹墩式碗”，亦为戴润斋先生的重要收藏之一，不逊于其青花梅瓶的明代青花瓷器佳作。
青花缠枝花卉海浪纹贯耳大尊
7598 清乾隆 青花缠枝花卉海浪纹贯耳大尊
尺 寸：高52.5cm
创作年代：清乾隆
估 价： 7,000,000-10,000,000
成 交 价： RMB 13,225,000
雍乾两朝宫廷仿古艺术思潮兴盛，体现着雍正，乾隆父子二人对圣王时代的顶礼膜拜，是有意识地倡导一种理想的工艺审美格调的结果，于瓷器一项，无不以赵宋名器、永宣二窑为典范，致力摹古求真，同时却不拘于纯粹的摹制，注重在传统构成因素中创新，借鉴原来的工艺造型和纹饰进行抽绎，组合出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样式，从而确立新的古典主义审美品格，并成就了十八世纪清宫艺术文化的复古风尚，本品青花缠枝花卉海浪纹贯耳大尊正是诠释该艺术理念之佳例。
本品造型恢弘俊伟，气质端庄大方，甚宜殿堂陈设。线条优美饱满，胎釉莹白温润，颈部左右附饰贯耳，自上而下绘饰十重纹饰，主题纹饰是缠枝莲纹和海水浪涛纹，构图虽繁缛而层次清晰，画工细致精湛，点涂技法运用娴熟，青花亮丽隽美，且色泽有深浅之别，浓淡相宜，层次宛然，苍雅之气跃然眼前，堪称乾隆御瓷少见之重器。其周正端庄，制作严谨，成型技术要求颇高，难度不逊于方器的制作，双耳、圈足、瓶身均需要印模成型后粘合方成。
宣青秾美苍妍，宝光内蕴，历数百年而风采依旧，是为中国青花瓷之典范。明人张应文《清秘藏》赞誉“我朝宣庙窑器，质料细厚，隐隐橘皮纹起，冰裂鳝血纹者，几与官、汝窑敌。即暗花者、红花者、青花者，皆发古未有，为一代绝品”。 田艺蘅《留青日札》则惊叹“宣德之贵，今与汝敌！”正是如此，宣德御瓷一直备受历代好古者推崇，乾隆皇帝正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位。翻阅乾隆朝清宫内府档案可知，对于宣德青花瓷器的摹古曾在乾隆初年出现一个高潮，乾隆皇帝按照自己的审美品味对宣窑原有造型和纹饰略作改动，往往喜欢将器物尺寸变大，使得原先属于宣窑的把玩之物，转变为厅堂大器，恢宏大气，符合其使用陈设之需，例如乾隆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内务府造办处秉承乾隆皇帝的意旨下发江西御窑厂摹古烧造的器物清单之中，对摹仿宣德青花琢器进行加大尺幅烧造的例子就有“宣窑放大双管大汉尊，宣窑放大天球尊，宣窑放大兽面双环大汉尊，宣窑青花放大马挂瓶，宣窑放大双管直口尊，宣窑放大铜鼓尊，宣窑放大青龙天球尊，宣窑放大天禄尊，宣窑放大纸搥瓶”，共9种之多，皆得以与今日传世实物一一对应。
参照文献记载与今日所知实物之特征，本品之形制即属于乾隆皇帝摹造“宣窑放大双管大汉尊”。乾隆朝对此摹造亦仅见于乾隆三年，往后内务府造办处档案中再也未见同类记载。由于此式大器高近二尺，烧制颇为不易，当时制作数量应该极为有限，存世数量至今所知亦仅仅数例，其中源于清宫旧藏的一例现典藏于南京博物院，参见南京博物院编《宫廷珍藏---中国清代官窑瓷器》，上海文化出版社，2003年，页236。此造型于乾隆朝除青花以外，尚见摹古颜色釉之品类，同样是烧造于乾隆三年，档案记载为“汝釉放大双管撇口大汉尊”。
本品之原始造型最早应来自周汉铜器或陶器，其古朴的气息成为乾隆皇帝仰慕圣王时代造器的精神反映，装饰方面则致力摹仿宣青的风韵，以期达到宣青静穆而高贵的气质，故此乾隆皇帝此番摹古之举，正好试图向世人述说着高宗一朝的工艺之美，传颂着彼时之文艺精神，从而证明满清统治下的九州岛大地依然可以重现圣王德政，再铸艺术之辉煌。
此器源自英国何活爵士(Sir Ralph Endersby Harwood，1883-1952)收藏，1994年6月7日于伦敦苏富比拍卖，拍品358号。何活爵士，曾获授K.C.B.、K.C.V.O。及C.B.E勋衔，1922在乔治五世在位其间担任财政部副部长至1936年乔治五世去世，续任至爱德华八世，及乔治六世。曾掌管皇室庶务。此器应为玛丽皇后赏赐于何活爵士的礼物，而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即为玛丽皇后的丈夫。他们一同居住于英格兰东南部的温莎城堡。乔治五世继任爱德华七世成为英国国王后，他从1910年统治英国直到1936年逝世为止。他登基后7年，英国王室的成员觉得需要改变王朝的名称，随后他们在1917年使用这座城堡的名称将德国萨克森-科堡-哥达王朝转变成温莎王朝(1)。而乔治五世的妻子玛丽皇后则是一位出色的艺术鉴赏家。玛丽皇后不仅找回与买回那些流散在外，原本属于城堡内的家具，而且购买了许多新的家具与艺术品来妆点房间(2)。她重新布置城堡的风格，而且在主要楼层的国家房间布置巴洛克风格的家具与装饰品来接待重要的贵宾(3)。此贯耳瓶亦属典型乾隆盛世中，中西文化结合并带有一定巴洛克装饰风格的产物，故极有可能被玛丽皇后用来装饰其皇家宫殿。根据此来源，可判定此瓶应原藏于英国温莎城堡中，属英国皇室旧藏。
同属西方皇室收藏的还可见2011年7月7日，于伦敦佳士得拍出的两件带有英国皇家铜箍的中国清代宫廷御瓷，一件为Lot 11【清嘉庆 皇家铜饰豆青地模印云纹粉彩皮球花暗八仙瓶一对】成交价折合人民币2840万，另一件为Lot 10【清嘉庆 皇家铜饰豆青地粉彩云蝠皮球花八仙纹瓶四只】成交价折合人民币7990万。依次可见，虽然带有西方铜箍或做过任何处理的中国瓷器，常常被认为品相有残。但经过西方国家皇家收藏的中国宫廷用器依旧因为其等级之高，品种之稀缺，在中国古典艺术品中实为珍贵。
青花群仙祝寿大葫芦瓶
7125 明嘉靖 青花群仙祝寿大葫芦瓶
尺 寸：高56cm
创作年代：明嘉靖
估 价： 10,000,000-15,000,000
成 交 价： RMB 21,275,000
与明代其它帝皇相比，明世宗嘉靖皇帝继承大统出乎其人生意料，一夜之间由藩王脱胎贵为天子，因此他比谁都深知荣华富贵得来之不易，对帝皇生活的痴心眷恋成为他祈求神灵、信仰道教方士的主要动因。正如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所言“世宗起自藩服，入缵大统，累叶升平，兵革衰息，毋亦富贵吾所已极，所不知者寿耳。以故因寿考而慕长生，缘长生而冀翀举。惟备幅于箕畴，乃希心于方外也。”嘉靖二十一年他更是不问朝政，移居西苑(今北京北海、中南海)一心修玄，日求长生。当时宫殿所饰之物均为道教仙人众神、灵符祥瑞之类，其中瓷器一项也不例外。
据嘉靖本《江西省大志》卷之七“陶书”一章载录嘉靖八年至三十八年里烧造御瓷的名目，当中不乏道教色彩浓厚的器皿，例如“二十一年 青花白地八仙过海罐一百(件)”、“二十三年 青花白地外海水苍龙捧八卦寿比南山久福如东海深里三仙炼丹花碗二千六百(件)”、“二十七年 青花白地龙凤群仙捧寿字花盆五千(件)”、“三十年 青花白地外四画神仙里云鹤花盘一百(件)”“三十一年 白地青花里八仙捧寿外云龙花盘二百五十(件)”等，而且检阅其全部名目记载，发现嘉靖二十年前后道教色彩浓重的器皿开始大肆出现，应该与嘉靖皇帝二十一年移居西苑潜心修道密切攸关。御器当中有葫芦瓶一式，颇为嘉靖皇帝所爱，造型多样，纹饰丰富，大小各异，为道教题材的造器与纹饰结合的佳例，富具时代气息。
而本品为嘉靖御瓷葫芦式瓶当中非常珍罕的一类，其上下腹均丰硕圆润，口部细直，圈足高深外撇，颇见豪迈古拙之气。其口沿与束腰均绘缠枝灵芝纹，上腹上下饰变形莲瓣纹和蕉叶纹，中间主题图案则是五仙行乐图，见有寒山凌波戏水而行，刘海骑金蟾腾飞，拾得携帚而坐，似与执杖佩葫芦仙人对语，后面松下仙人则执笔书卷，神态悠然。下腹主题为群仙贺寿图，场面热闹非凡，共有十三位仙人为寿星祝寿。见寿星端坐石上，泰然自得，观刘海为之戏蟾，众仙献寿，见有捧灵芝托蟠桃者，持宝瓶敲鱼鼓者，吹紫箫鸣玉板者，络绎不绝，气氛喜庆祥和。圈足外侧锦地四开光绘折枝瑞果纹。其青花一色浓妍泛紫，为回青典型之特征，绘画繁缛细致，众仙仪态不一，生动逼真，各见精彩，尤以寒山拾得为佳，拙朴木讷，又不失活泼、诙谐，与嘉万时期画家尤求所作《寒山拾得图》极为相似，由此可见画手技法不凡。底款楷书“大明嘉靖年制”，字体稚拙古朴。
检视目前收藏典籍可知，与之相同者仅有二例，一是大英博物馆藏品，见《东洋陶瓷》第五卷·大英博物馆图198，高为55.4厘米，圈足有一长冲，另一件为著名藏家H.M.Knight旧藏，后见于1982年伦敦苏富比拍卖会。
本品装饰造型独见嘉靖一朝出现，后来万历时期继承嘉靖御瓷葫芦式瓶的众多式样，唯独缺失此类。结合其绘画风格、青花发色和款字等诸种特征，左证以前述文献记载，估计其制作时间应是嘉靖中期，流行时间极短，故制作数量罕少，除本品贺寿图以外，相同造型尚见其它纹饰如见香港苏富比1986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 第53号“明嘉靖 青花松鹤寿字葫芦瓶”，主题纹饰绘福寿云鹤仙鹤图，高为45.5厘米，和香港佳士得2003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第620号“明嘉靖 青花云鹤纹葫芦瓶”，主题纹饰为上书“风调雨顺”下书“国泰民安”云鹤海水图，高47.2厘米，均不及本品尺幅之高。与本品构图相近的其它造型葫芦式瓶尚可参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明嘉靖 青花八仙云鹤纹葫芦瓶”，高58厘米，亦为嘉靖御瓷之佳品。
本品堪称近年国内拍卖市场出现的嘉靖官窑少有之重器，足以傲视同群。其传承有序，最早出现在伦敦苏富比1975年拍卖会，2006年再度现身香港苏富比秋季拍卖会上(第0918号拍品)深获藏家追捧，高价成交。与本件拍品品级相若的嘉靖青花官窑重器，近年来在国际拍卖市场上多有高价成交，如香港佳士得2007秋Lot1738明嘉靖青花庭院婴戏图盖罐，以30，567，500港币售出；2007香港苏富比Lot1559明嘉靖青花“三羊开泰”图仰钟式碗一对以22，167，500港币售出；北京保利2008秋“菊采东篱 日本珍藏重要明清陶瓷”专场上一件明嘉靖青花龙纹双耳瓶以3，472，000人民币成交。
J.P。摩根(J. Pierpont Morgan)是美国经济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人物，1900年代美国最重要的实业家和金融寡头。他对美国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先后成立了通用电气公司、联邦钢铁公司和美国钢铁公司，并涉足包括铁路、钢铁、电话、电力、银行、保险等多个领域。在强手如林的金融界他一一击败对手，最终成为纽约华尔街第一号人物，荣登美国经济霸主的宝座。J.P。摩根创建了一个庞大的帝国，摩根家族当时总资产达34亿美元。当他于1913年3月31日在意大利罗马逝世后，华尔街降半旗以示敬意。
摩根不仅是金融帝国的缔造者，同时也是狂热的艺术品收藏家。自1890年起，这位53岁的金融大亨开始大量购买各种门类的艺术品，埃及和希腊雕塑、欧洲文艺复兴大师绘画、欧洲金银器和象牙雕刻、远东艺术品等等。琼。斯特劳斯的《华尔街之子摩根》一书描述了摩根营造的庞大的艺术收藏品王国。她写道：“他操纵着20世纪初帝国的天秤，好像要占有世上一切美好的东西。”从古登堡圣经、弗美尔和庚斯博罗的绘画、中国的瓷器、中世纪的地毯到英国l9世纪初期样式的家具。“摩根从不在乎为购买艺术品花费巨资”，截至到1912年止，他已经花费了6000万美元，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0亿美元。他的藏品已充塞屋宇、难以尽览。1914年，当来自伦敦和纽约的大约4100件摩根收藏品在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展览时，公众震惊了，参观者趋之若鹜，美国还从未见识过如此丰富的艺术财富。
由于有着强大的财力支持，摩根可以得到任何他想要的艺术品。在摩根去世后，他的部分西方艺术收藏品被陈列在纽约的摩根图书馆(The Pierpont Morgan Library)中。另外一些被捐给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博物馆中大约1/6的器物源自摩根的捐赠)。他的中国艺术品数量众多且珍品云集，在他去世后的1915年，他的儿子Morgan.Jr将老摩根的中国瓷器收藏以三百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给了著名的古董商Duveen Brothers(杜维恩兄弟公司成立于1879年，专营名画、古董、中国瓷器、挂毯、古式家具、东方地毯等，并在伦敦、巴黎、纽约设有子公司，有艺术品鉴定家、古董鉴赏家、瓷器大王的称号)。近几年，曾有几件摩根的中国艺术收藏品出现在拍卖场上，几乎每次都能引起藏家们的关注。
宝石蓝地洋彩金西蕃花鸠耳瓶
清乾隆 宝石蓝地洋彩金西蕃花鸠耳瓶
尺 寸：高33cm
创作年代：清乾隆
估 价： 12,000,000-22,000,000
成 交 价： RMB 15,525,000
金彩耀八方，鸠首寓寿康
——清乾隆 蓝地金彩西蕃莲纹鸠耳瓶赏析
乾隆一朝瓷业精进，集成古今之菁华，融汇东西之文化，铸就成器，当中尤以华丽彩瓷为最，诚如《陶雅》所称：“至乾隆，则华缛极矣，精巧之致，几于鬼斧神工。”本品作为乾隆御制彩瓷的独特品类，堪称别致新颖，成为清宫文艺最辉煌时代的见证者。其造型端庄秀雅，左右配饰鸠首为耳，又不失隽巧玲珑之姿。外壁通体以霁蓝釉为地，描绘金彩花卉为饰，口沿绘缠枝莲纹一周，腹部以缠枝西番莲为主题纹饰，其余部位则描绘五组大小各异的金彩变形蕉叶纹，相接装饰。腹部交叉对称所绘的四组缠枝西番莲纹，夹迭着圈曲柔婉的枝叶，构图严谨，绘画精细，并用深浅不同的金彩描绘，增加层次的效果，霁蓝深沉凝重，金彩绚丽夺目，视之富丽华贵，品格非凡。
纵观其画法深具鲜明的西洋巴洛克风格，纹饰与金彩运用技法诸多方面凸显出典型洋彩之特征：一是绘画技法摹仿西洋光影画法，注重枝叶的明暗表现和花朵花瓣的立体层次，以金彩的深浅不同来体现；二是器身多处使用洋彩特有的圆状光点装饰，尽管部分圆状光点因金彩脱落而不明显，但是明确存在。器内施饰孔雀绿釉，质地匀净厚润，至为可爱，底部敷设白釉，中心处书写“大清乾隆年制”青花六字双行楷书款，笔道精练有神。
蓝地金彩是景德镇重要的彩瓷品种，始烧于元代，盛于明清两朝，以装饰效果格外强烈著称，一向位居高端御瓷之列，备受世人推崇，在台北故宫新近发表的“清乾隆 题缂丝御笔新韶如意”(图一《十全乾隆——清高宗的艺术品位》第346页)图中即可看到类似御窑器物的陈设。乾隆时期开始御窑厂的蓝地金彩制作技法与本金的来源均有异于前，彼时内府档案称之为“洋彩金花霁青”，例如清宫旧藏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乾隆八年磁胎洋彩金番花蓝地胆瓶”(图二)、“乾隆七年磁胎洋彩金番青地纸槌瓶”(图三)和“乾隆八年磁胎洋彩青地金花鱼游春水瓶”(图四)等。检阅清宫档案诸处记载，可知乾隆早期御窑厂烧造蓝地金彩器皿时，金彩是使用洋金，绘画技法上多摹仿西洋，纹饰则选用浓厚的巴洛克式样，所以得名“洋彩金花霁青”，而从本品的诸项特征皆可印证宫廷档案之记载无误，如绘画技法上以多次点触形成具体纹饰为主，仅轮廓线等位置少量辅以白描和平涂等。考察乾隆一朝造办处档案，烧造霁蓝金彩御瓷的记载不多，就当今所见实物而言，亦是颇为稀少，与本件画法最为接近的当属上海博物馆藏“清乾隆 蓝釉金银彩桃果纹瓶”(图五)，采用逐笔点染突出物体的明暗效果。
此湛蓝色为清宫最尊贵的色泽之一，可与明黄色相提并论。根据《大清会典》记载，皇帝参加各式祭祀活动对衣着颜色均有不同要求，乾隆皇帝登基后重新修订规定为“朝服色用明黄，惟南郊、祈谷、雩祭用蓝色”，即是要求皇帝在祭天、祈求五谷丰收、祈雨三个场合穿着蓝色朝服，实物见于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清乾隆 蓝缂丝彩云金龙纹单朝服”。除特殊场合的衣着要求外，蓝色于清代宫廷中亦一时流行。
清代皇家所需衣服和衣料，主要由苏州、江南织造、两淮盐务等办理，不同的时期对衣着颜色亦有不同的审美喜好，据清人李斗《扬州画舫录》载：“(扬州)多子街即缎子街，两畔皆缎铺。扬郡着衣，尚为新样，十数年前，缎用八团。后变为大洋莲、拱璧兰颜色，在前尚三蓝、朱、墨、库灰、泥金黄，近用膏粱红、樱桃红，谓之‘福色’，以福大将军征台匪时过扬着此色也。每货至，先归绸庄缎行，然后铺，谓之‘抄号’。”这段记述颇可玩味，所谓“上有所好，下必效焉”，文中所提到“福色”的流行即是因为福大将军经过扬州时所著，则“尚三蓝”当为又一自上而下的流行趋势。李斗为乾隆年间文人，文中所谓“在前”当为乾隆初期，当时所崇尚的“三蓝”即是从深蓝到浅蓝三种不同的蓝颜色，可见宫廷对蓝色亦是格外青睐，而这一喜好正极有可能发端自乾隆皇帝自己对湛蓝色的情有独钟，这一点从他在日常服饰的穿着中表现颇为明显。例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御制诗文集》卷首存弘历一生不同时期的七张画像，第一张是其登基之初的画像(图六)：年青的乾隆皇帝身着湛蓝色地缎织四团龙纹朝服，眉目清秀，意气风发，其绘制时间应在乾隆十年以前，正好也是洋彩瓷器制作的辉煌时期。因此，本品湛蓝色地的运用绝对是代表乾隆皇帝的喜好与皇家独有之尊贵。
乾隆官窑之琢器多喜置以双耳为装饰，而且式样丰富，色釉多变，堪称开一代未有之奇。尤其洋彩琢器，耳部式样成为本身造型装饰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是精巧别致，越见器物级别之尊贵高雅。本品所饰鸠首绘制精湛，面目清晰，威猛精神，以由小至大的金点衬托出鸠首丰富的立体感，可鉴本品级别非凡。清宫御瓷使用鸠首装饰始于雍正时期，主要出现在青花和诸项色釉的鹿头尊上面，乾隆早期承袭之，然制作不广，存世数量极为有限，实例可参见南京博物院典藏“清乾隆青花缠枝花卉纹鸠首鹿头尊”(图七)和“清乾隆仿汝青灰釉鸠首尊”(图八)，著录于《宫廷珍藏中国清代官窑瓷器》，南京博物院，上海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234页、第329页。由于以上所述青花和颜色釉的鸠首皆是釉下装饰，往往徒有其形，面目模糊，根本难以与本品之鸠首相媲美，故曰本品之鸠首堪称独步有清一代，绝非虚言。
清宫寓意文化贯穿整个宫廷艺术品之装饰，本品之耳饰亦然。鸠首耳饰来源于鸠杖，就是在手杖的扶手处做成一只斑鸠鸟的形状，在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考古中均有发现。鸠杖在先秦时期是长者地位的象征，汉代更是以拥有皇帝所赐鸠杖为荣。据《礼记·曲礼(上)》称：“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即说官员到70岁时应该退休，如未得到准许，帝王就会恩赐坐几和手杖，鼓励其继续为国家做事。因此，汉代政府给70岁以上的有功德老人颁发鸠杖以示奖慰。鸠鸟在古代是吉祥、长寿的化身，传说鸠为不噎之鸟，刻鸠纹于杖头，可望老者食时防噎。《后汉书·礼仪志中》：“玉仗，长(九)尺，端以鸠鸟为饰。鸠者不噎之鸟也，欲老人不噎。”雍乾御瓷创设鸠首为耳，一方面是摹古思潮下造办处广泛借鉴古代青铜器入饰瓷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体现清宫期盼帝皇之家人人长寿健康之寓意。
本品另一个重要而特殊之处则是六字双行楷书底款，纵观乾隆一朝，前后历时一甲子，工匠兴替之故，御瓷款字变化较大，但主要以篆书为主。关于乾隆御瓷款字问题，在乾隆登基之初并无专门规定，远在江西的御窑厂沿袭雍正朝的写款传统尤为正常，故楷篆并重，故目前尚见有乾隆六字两行和六字三行楷书款的器物，尚余前朝气息，直到乾隆二年十月始有专谕下发。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江西”记载，乾隆二年十月十三日乾隆皇帝批谕“窑上若另有旧样，仍随新样烧造。盘，碗，盅，碟俱用篆字，款要周正。” 他要求御窑厂烧造盘碗忠碟等圆器都书写篆款，要求写得规整端正。但乾隆皇帝并不满足于此，三天之后在下发谕旨一道：
“于十月十六日：司库刘山久、七品首领萨木哈来说太监毛団、胡世杰、高玉交篆字款纸样一张，传旨以后焼造尊、瓶、罐、盘、钟、碗、碟磁器等，倶照此篆字款式轻重成造。钦此。”
在最新的谕旨中，乾隆皇帝似乎对篆款情有独钟，并且专门提供款样，要求以后烧造所有御瓷皆照此样书写篆款。检视档案文献，可知乾隆官窑瓷器款识曾有前后之别，今日所常见者应为乾隆钦定之篆字款式，烧制于乾隆二年十月以后。而烧制于此之前的篆款和楷款器皿，其前后施用时间不足两年，故传世所见稀少。
由此可明确推断，本品应烧制于乾隆元年至二年之间。目前所见乾隆朝书写楷书年号款之御瓷存世量不多，主要以盘碗等圆器为主，琢器则寥寥无几，例如原中国文物总店旧藏“清乾隆 霁红釉玉壶春瓶”，著录于《中国古代陶瓷艺术艺术——明清彩瓷和颜色釉》页210、图版87和香港钟氏懐海堂藏品“清乾隆 青花缠枝番莲纹牛头尊”(图十)著录于《机暇清赏——怀海堂藏清代御窑瓷瓶》图版101、页296，当为同时期御窑所出。而与本件最为接近的当属台北故宫典藏“乾隆六年 磁胎画珐琅锦上添花白地酒盅一对”，底书青花“乾隆年制”楷书款，与本品之写款在运笔习惯、神韵风格等诸多方面绝无差异，可以明确肯定此两款皆出自同一位写款工匠之手。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台北故宫藏品根据此对酒盅活计档中记载的配匣时间将其制作时间定为乾隆六年，但据台北故宫的考证，所谓磁胎画珐琅当属在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白釉素胎、运至北京造办处加画珐琅的作品，故我们也有理由可以认为此对小杯的素胎也烧造于乾隆元年至二年。
纵前所述，可鉴本品属于乾隆御瓷珍稀的品类，独特而精美的鸠首双耳傲视同群，更以特殊的楷书写款令其烧造年份得以确认，如此融集三大特色于一身，殊为珍罕，至今未见同类之作。虽历经数百年风霜，金彩依然闪射出璀璨之色，光彩照人。
黄清华 英国东方陶瓷学会会员
此瓶之来源亦极富传奇色彩，原为清宫旧藏，1922年，退位的末代皇帝溥仪为了维持自己遗老遗少小朝廷骄奢的生活，将一批宫中珍宝暗中抵押给北京盐业银行，此件即为其一。这批抵押的珍玩后被陆续变卖，四处流散，此件辗转由上海实业家、慈善家穆湘瑶先生收藏。穆湘瑶(1874-1937年)，字恕斋，自幼好学不倦，光绪年间赴南京应试，中举人。清末任江苏咨议局议员，民国初任沪军都督府警察厅厅长、上海市政委员等职，任职期间积极兴办教育，后兴办纱厂实业，同时热心慈善，为海上知名爱国民族资本家。穆湘瑶的弟弟穆藕初(1876～1943)亦为同时期上海工商界名流，曾赴美学习农学，学成回国后与胞兄穆湘瑶合办德大纱厂，为民国时期著名的棉花专家，是第一位将科学管理引进中国的企业家，被称为“中国管理之父”。此瓶在穆湘瑶先生逝世后由其家族递藏，文革时期入上海文管会后退还，流传脉络清晰。穆氏家族收藏颇丰，落实政策后，其收藏逐渐出现在拍卖市场上，经由本公司先后拍出的即有三件，如2010年春拍“清雍正 斗彩灵芝杯一对”、2010年秋拍“清道光 粉青釉描金福寿花卉荸荠瓶”、2011年春拍“清雍正-乾隆早期 红釉地画珐琅梅花山石玉壶春瓶”等，皆为品级上乘的御窑佳作，并且均配有民国时期锦盒包装，可见原藏家精雅的品味和对其收藏的珍爱。
青花云龙纹兽耳罐
青花云龙纹兽耳罐
尺 寸：高38cm
创作年代：元
估 价： 5,000,000-8,000,000
成 交 价： RMB 9,200,000
日本大仓家族旧藏
此式铺首罐为元青花大罐的三大经典造型之一，公私典藏所见装饰双行龙者更是寥寥可数，至为珍稀。本品当为其中特殊的一例，气息豪迈雄劲，通体以青花装饰，口沿绘以回字纹一圈，颈部则是浪涛纹，为元青花经典的边饰，肩颈之间凸出两道弦线，内画六朵缠枝莲纹，风姿典雅，仰俯有致，两肩以兽首为耳饰，双目怒凸，两耳竖立，生动威猛，胫部绘卷草纹一周，下承十瓣仰莲纹内填绘垂云纹和滴珠纹，莲瓣间留出空隙，疏密有致。腹部为主题纹饰，绘出双龙赶珠纹，前龙回首顾盼，后龙昂首对视，飘逸灵动，矫健曲身，戏以火焰宝珠，极具神采，龙身周围祥云朵朵，烘托出双龙苍劲、洒脱、雄伟之势，整体笔法洒脱豪放，青花一色苍翠妍丽，有如水墨之凝重晕染，颇得笔墨意趣。通身内外施釉，釉色白中带青，积釉处呈现鸭蛋青色泽。纵观全器，口沿虽有爆釉之瑕疵，然不掩其蒙元盛世所特有的雄健之风，令人每每视之，在在感受元代工艺之美。
本品腹部主题纹饰为双龙戏珠图，二龙神态生动，龙鳞虽然不相同于戴维德爵士所藏至正十一年铭大瓶的大鳞片，但绝非常见的交错网状画法，而是一丝不苟地由细笔勾绘而成的致密小鳞片，可见绘画者用心至深和技法高超。而且本品在整体纹饰布局方面颇见特色，常见此式铺首罐的腹部会分别绘饰两层图案，而本品则合二为一，整一个腹部空间皆绘画双龙戏珠图。检阅当今公开出版资料，此式铺首罐绘饰双龙题材者总共不过八例，而与本品类似风格者仅见山东明鲁荒王戈妃墓出土的青花云龙纹铺首残罐和香港葛氏天民楼典藏青花云龙纹铺首罐，(图一、图二)而且前者整体纹饰分布与本品最为相似，尤其辅助纹饰画法、布局皆几无差别，如出自同一人之手。
本品另外一个重要特色则是所绘行龙皆为四爪，目前所知此式青花双龙纹铺首罐绘饰的都是三爪行龙，仅有一例除外，就是前述提及朱元璋第十子明鲁荒王戈妃墓出土元青花龙纹铺首残罐。通览当今所知绘饰细鳞片行龙的元青花瓷器当中，三爪者占了绝大多数，四爪者极为稀罕，除了以上二例之外，唯见江西高安窖藏出土的底部墨书“射”、“御”、“数”字款的三个梅瓶运用，该三例梅瓶的腹部皆绘四爪行龙，诸龙姿态神韵与祥云晕染效果(云头中心不留白)皆和本品一致，由此可鉴彼此烧制年代应相同无异。
本品之青花苍雅雄浑，彰显出一份浓郁的文人水墨画的效果，云龙的精神气质生动威猛，例如龙爪的刻画，显得比其余要锋利遒健，肘毛的刻画更见飘逸，与元代画家张羽材所绘的《霖雨图》当中的云龙造型细节颇为相近(图三)，皆是四爪。
此式铺首大罐的使用对象目前合理推测应该集中在蒙元官宦显贵阶层。作为元青花外销集中地的土耳其托普卡比皇宫旧藏仅见三件此式铺首大罐，反而过去几十年国内屡有出土发现，可知其似应为内销商品瓷。那么，这些铺首大罐的实际使用者究竟是谁？当时社会上除了蒙古族之外，最有权势和地位的就是在朝廷任职和替朝廷经商的色目人，能够使用和偏爱使用元青花器皿的更多是色目人，绝非汉人，因为汉人秉承赵宋的审美风尚，推崇纯净一色的颜色釉瓷器，认为 “青花及五色花者俗甚”，可见青花瓷在当时汉族文人眼里并非上品，故而不可能喜欢和使用。反观色目人长期以来习惯故土烧造的钴蓝陶器，来到中原为官或经商，生活习惯依循从前更符合常理，所以他们使用颜色相同而质量更为优胜的元青花瓷器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至于此式青花铺首大罐在色目人的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功用如何，过往学者关注不多。考察国内两处元代著名的瓷器窖藏状况似对我们了解其性能多有启发。例如江西高安元代窖藏中出土的元青花龙纹铺首罐，其顶盖和双铺首衔叼的铜环尚存，铜环坚固，可供携带移动，可知其具有实用性，与其一同出土多见瓷质酒具例如玉壶春瓶、梅瓶、匜、高足杯等，彼此应为配套使用的酒具。而安徽繁昌窖藏出土两件此式青花铺首大罐以及十三件高足杯碗等酒具，由此可推定此式铺首大罐亦为酒具，专门盛装酒液，原配瓷盖，用之密封，然流传至今盖子多散佚，幸存者甚少。
此式铺首大罐的诞生与元代饮酒之风气密切相关。蒙元时期由于中国加强了与西亚各国的交往，学习和吸收了阿拉伯地区传入的蒸馏酒技术，而且很快在全国传播开来，这是中国酒生产史上一次划时代的变化。这种来源于中东技术的“阿刺吉”蒸馏酒属于元代贵族阶层消费的佳酿，元朝后期的文人朱德润作《轧赖机赋》中云：“当今之盛礼，莫过于轧赖机”。而 “轧赖机”正是 “阿剌吉”的异译。目前中国出土多处元代窖藏，皆以金银质或瓷质酒具为出土遗物之大宗，反映出喝酒成为当时蒙古贵族和色目人日常生活当中最主要的活动之一。正基于民间饮酒风盛，较之前朝更为猛烈，所以元代实行“榷酤”制度，由政府对各类酒实行专卖。虽然色目人多信奉伊斯兰教，《古兰经》要求信徒戒酒，但是一直以来皆是“禁而不止”，尤其上层阶级酗酒尤烈，“阿刺吉”蒸馏酒更是他们最爱的美酿之一。饮酒成风，自然重视酒酿的储存和饮用器具的精致化，因此各种材质的酒具自然就成为当时社会上层阶层居家必备之物。同时，由于饮用量普遍增大，需要容量更大又可移动的储存酒具，满足居家使用，因此此式铺首大罐应运而生。
检视过去十年内全球各大甩卖公司的拍卖记录，类似本品的拍卖实物仅知一例，是为香港佳士得2003年秋拍第629号拍品【元 青花云龙戏珠纹兽耳大罐】，现归香港葛氏天民楼基金会收藏，当时成就价港币 9，583，750元，创此前元青花瓷器拍卖的最高纪录，为此后元青花瓷器拍卖连创佳绩奠定了重要的市场参考。
(黄清华/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