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瓷山房，珍档上万件

　　从新石器时期的彩陶开始，中国先民就在陶器上绘画或书写抽象符号，这种标注所有权或表达感情的方式，与岩画、甲骨文、玉器、青铜器一样，作为文化密码刻录下来，经过数千年的沉默后，每一次的偶然发现，都会引起全世界范围的轰动，但许多密码至今还未能破译。中国远古文化的神秘性与丰富性，一直是民族文化基困排序工程中的难点、诱惑及推动力，也是我们今天欣慰与骄傲的理由。

　　到了元、明、清，由于制瓷技术的提升和装饰材料的丰富，中国人在瓷器上绘画的劲头不减反增，同时沿袭唐宋时期的习惯，在瓷器表面乐此不疲地书写文字，更加直接地标注与表达某种意愿。今天我们暂时搁置对旧文化的批判议题，单就陶瓷工艺与文化特征而言，陶瓷作为中国对世界最大的输出性文明之一，作为日常使用最普遍最广泛的器物之一，同时也作为当代艺术创作的载体之一，仍然有太多的课题值得研究，而最直接、最可靠的研究路径，应该就是对标本的分析。

　　在张浦生先生的“片瓷山房”里，这位在文博界、收藏界赫赫有名的老人向记者展现他数十年来积累起来的上万块瓷片，选了一部分密密麻麻平铺在茶几上，构成了一幅奇特画面，与其说它们是中华巨龙的鳞片，不如说是中华文明的集成电路。

　　“这块是明代嘉靖年间的，这块是清代康熙年间的，而这块是明代黑暗期的，确切地说是景泰一朝的，景泰只有短短七年，存世瓷器极少，鉴定时要与前后各个时期结合起来考虑。”张浦生说这些话时，就像一个高超的外科医生在读片。

　　残瓷缤纷，片片皆辛苦

　　张浦生精神矍铄，语速偏快，个子也很高，在屋子里走动时，记者不免有高山仰止的感觉。“是啊，我大学毕业后是希望搞体育的。结果搞起了陶瓷研究，纯属阴差阳错，歪打正着。”张浦生哈哈大笑。

　　1957年9月，张浦生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当时我国的高校都没有文博专业，他最初的文博知识来自有限的选修课，比如考古学和人类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江苏省文管会，在南京博物院主要从事考古和征集。1958年参与了对徐州商代遗址的考古发掘及文物整理，田野考古使他视野开阔，收获极大，并养成“在场”的习惯。1962年，全国各省市兴建纪念馆和博物馆的工程基本完成，并按政治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陈列布展，因此对工作人员的政治要求很严格，张浦生不是党员，于是院方就安排他在博物院瓷器库房当保管员。第二线的工作很枯燥，但是张浦生心中窃喜，他知道南京博物院收藏有20多万件瓷器，光瓷器库房里就有近6000件藏品，这些都是值得深读、而一辈子也读不完的“天书”。他整天接触实物，眼观手抚，做好卡片，乐此不疲。领导还安排张浦生与另一个从金陵大学毕业的女大学生一起跟博物院文物小组组长王志敏先生学陶瓷鉴定，后来那位女大学生没有坚持下来。

　　王志敏是中国文物界的老前辈，但他是西南联大数学系毕业的，当了一阵数学老师再改行搞文物鉴定。也许他的岳父是搞古玩的，所以王志敏受其影响才走上了这条道。张浦生对记者说：“王志敏先生强调学习陶瓷鉴定应该采取文理相结合的办法。他对我说，考古、鉴定是文科，但我们要把文科当理科来学。所以学习鉴定不光要看书，更要大量接触实物。但反过来说，鉴定不完全是理性的，感性也是重要的。理性是前提，你对中国陶瓷的历史发展和演变过程应该有全面的了解，这些是理性的。但是既要读书，更要读物。读物要像读书一样，要做笔记，把自己观察到的每件陶瓷的特点逐条逐点写出来。”

　　理性，感性，然后统一，张浦生反复琢磨其中的辩证观点，受用一辈子。

　　王志敏传授给他另一个研究方法是：到野外去捡瓷片。

　　南京与西安、开封、北京一样，都是建都时间长、影响深远的文明古都，朝代更迭，历经沧桑，历史堆积层很厚，在郊外随便一挖，就有瓷片出现。王志敏是扬州人，从上世纪40年代起就一直在收集扬州城郊出土的瓷片，受此启发，张浦生就利用休息天带着干粮与水到南京城郊去捡瓷片，一捡就是一整天。

　　下放农村，瓷片一箱子

　　后来，有主管部门发现在博物馆、文物商店里挑大梁的专业人才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旧时代的古董商贩，属于“没有改造好的”人，他们虽然有实践经验，但理论知识欠缺，他们带学生时要么不得要领，要么遮遮掩掩，从而导致文博界人才断层情况十分严重。1966年3月，文化部与文物总局办了建国后第一个正儿八经的古玉器与古陶瓷鉴定训练班，张浦生有幸赴北京学习，听了耿宝昌先生好几堂课，大有收获。但这样的好日子没持续几天，北京街头就乱了，张浦生外出一打听，人人都像打了鸡血针似的在传达、谈论5·16通知，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在他头上。几天后课堂里的人果然鸟兽散，只剩下张浦生独自一人在课堂里整理随身带来给其他同学当参考的瓷片。

　　1967年运动正如火如荼，张浦生被下放到农村。行前，他特地钉了一只大木箱，装了一箱子瓷片。到了农村，农民兄弟很热情地帮他扛箱子，一上肩，哇！这么沉，是啥好东西？再一用力，捆箱子的绳子断了，箱子里的瓷片哗地掉出来。农民兄弟纷纷涌上来围观：带这一箱子“瓦渣滓”有什么用？我们乡下多得很啊！

　　在农村，张浦生种菜种了七年。白天劳作，晚上洗去腿上的泥浆，打开箱子研读瓷片中隐含的种种密码，在这个文化凋敝的年月里他没有荒废专业，青灯黄卷地写了好几本研读笔记，为“文革”后出版《青花瓷画鉴赏》、《青花瓷器鉴定》、《宜兴紫砂》等专著打下了扎实基础。

　　八十大寿，瓷片鉴人生

　　上世纪80年代后，全国兴起了城区改扩和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网络的基建高潮，南京及外省市几乎每天在破土动工，挖地三尺，果有宝藏，张浦生一旦获得消息，就很快出现在现场，在潮湿的泥层中打捞历史的碎片。以前在博物馆里管库房，捡拾的每一片瓷片都姓“公”，退休后，捡拾的瓷片才姓了“张”，日积月累，又建起了以瓷片为基本线索的标本体系——片瓷山房。后来逢年过节，学生拜访他时，送上的礼物不是名酒补品，而常常是捡来的或淘来的瓷片，最好是片瓷山房还没有的标本，这个最能让张浦生眉开眼笑——“笑纳”。但不管姓公姓张，都是中华文明遗落的珍宝，都被他用来破译文明的密码，向学生面授知识与经验。同时，张浦生还在1983年国家文物局扬州培训中心创办的中国古陶瓷培训班上讲课，自编讲义，带出了一大批有成就的学生。后来他一直奔波于全国各地讲学，将他的鉴定经验与“读书与读物相结合”的理念传播到四面八方。他被评为南京博物院研究员，还担任了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西北大学、南京艺术学院兼职教授，他是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副秘书长。

　　3月30日，为了庆贺张浦生八十大寿，他的学生们聚集上海，假座上海巨鹿路681号海上艺术馆，举办《片瓷山房师生收藏陶瓷展》，展览以张浦生数十年来收藏的100块瓷片为主体，加上一批精美的明清瓷器，真实展现元代青花瓷以来中国陶瓷发展及与西方交流的历史面貌，《张浦生文集》也在同时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