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瓷”字，在《说文》中同样解释为“瓦器”。而传为晋人葛洪或梁人吴均所写的《西京杂记》和晋潘岳的《笙赋》里，则只见有所谓“绿瓷”、“缥瓷”之类的记载，并未提及瓷的本质。其它还有晋吕忱的《字林》内也只有“瓷，白瓶长颈”的简单解释。但是，宋司马光的《类篇》与丁度的《集韵》是进一步说是“陶器之坚致者”，并具体指出“或作瓷，俗作兹、瓶”。这个说法连系当时某些民间窑的碑文或瓷器，上面曾有“瓷”的俗字，可以看作是代表了当时约定俗成的普通认识。但当时提出的“瓷”、“瓶”二字，一个从“缶”（陶器），一个从“瓦”（瓦器），再连系《说文》的解释，可以看出过去人们对“陶瓷”的概念并不象今天这样界限分明。

 

      尽管如此模棱两可，然而在古人的著作里还是可以找了一些补充说明的。例如唐人张戬的《考声切韵》中就说“瓷，瓦类也，加以药面而泽光也”。宋人丁度在《集韵》一书内也补充说“釉，物有光也，通作油”。虽说唐宋人在此提出的“釉（或油）”在商代早已有之，但用来和“瓷”字相提并论作解释还是值得重视的。至于明人张字烈在《正字通》中对于“釉”的解释，又说“釉，磁器、漆器光泽曰釉”。

 

      早在唐人陆羽的《茶经》内曾有“越瓷类玉”、“越瓷类冰”的说法。顾况的《茶赋》也提到“越泥似玉之瓯”的美质。而在唐代诗人们的妙笔形容下，更是生动可喜，引人入胜。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诗句如：陆龟蒙所作“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稽中散斗遗杯”。皮日休所作“邢客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施肩吾所作“越宛初盛蜀茗新，薄烟轻处搅来匀。山僧问我将何比？欲道琼浆却畏嗔”。孟郊的“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与韩屋的“蜀纸麝煤沾笔兴，越瓯犀液发茶香”等名句不胜枚举。尤其是晚唐诗人徐寅在他那首《贡余秘色茶盏》诗中把越窑青瓷的釉色写得十分淋漓尽致。他用“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当席上，嫩荷涵露别江喷。”如上精炼的词句，刻划出“秘色”瓷器的青翠色调和晶莹光泽。结合今日所见的越窑青瓷看来，上面这些多是形容其釉、色而非透明度。从而也反映出古人是把釉、色作为判断瓷器的主要标志。这种注重釉、色的传统习惯一直延续到后世，甚至连西方过去也深受影响。例如Celadon一词的原义就是指釉色而言。它起源于十六世纪法国名剧中牧羊人所穿的一件青衣，因其与中国龙泉青瓷色调相似，难以形容，便用人名作为代称。沿袭至今，已变成泛指青瓷的专名词。古今中外如出一辙，可以说是无独用偶了。

 

      古人对于瓷器所下的定义中，比较科学而确切的解释应该说是明人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这位注重科学实践的学者果然与上述那些单从表面观察的文人们有所不同。他在“陶埏篇”中曾具体、深入地提出了“陶成雅器，有素肌玉骨之象焉”的高标准。这就关系到瓷土纯净度的高低，坯胎玻璃相的多少，以及白度、强度、透明度与吸水性如何等等一系列问题。而国内外有些现代陶瓷科学工作者，对于瓷器的标准也提出了白度、透明度、光泽、结晶以及烧在温度等许多条件。如此前后对照看来，堪与现代瓷器媲美的在我国古代陶瓷器中，以目前所见实物而言，最有资格的就是上面提到的景德镇窑“影青”，或更早的青白瓷。清人蓝浦的《景德镇匋录》内就曾记载有关“陶窑”、“霍窑”，在唐初武德年间（公元618——626）已能烧制“土惟白壤”“体稍薄，色素润，佳者莹缜如玉”“称为假玉器”的白瓷。另据国外文献如公元851年（唐大中五年）阿拉伯的《Abbar assin wa I-hind》作者记载：商人苏莱曼(Sulayman)发自广州的报告说“中国陶器特别精美，薄如玻璃杯，注以水，自外可见。”如果他们的话确实可靠，至少说明在唐代已有了合乎今天标准的瓷器。

 

      此外，在距离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约六十公里的萨麻刺(Samarra)古城遗址内，还曾发现过许多唐代陶瓷器（如白瓷、青瓷、三彩陶器等）。其中有白色的而且声音清脆、半透明的，换言之，即具备今日瓷器条件的残片。据考证，这座城市于公元883年（唐僖宗中和三年）因迁都而废灭，以后了未见复兴。因而有人认为那就是唐代著名的“邢窑”白瓷。关于“邢窑”的记载，最早见于唐人李肇《国史补》中所说“内邱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一段话。可见当时这种白瓷器已被广泛使用，并有可能传了国外。最近邢窑址已在河北临城发现，其中祁村一带出土的唐代精细白瓷胎釉洁白，果如际陆羽《茶经》所说那样“类雪”、“类银”。而声音铿锵，不禁使人联想到唐人段安节《乐府杂录》中所引的乐师郭道源用邢瓯、越瓯加水“以筋击之，其声妙于方响”（方响是一种古代钢质的打击乐器）这一故事确实可信。只是还不具备上述那样透明性而已。

 

      从文献上看，比邢窑白瓷还早些的是晋人潘岳《笙赋》：“披黄苞以授甘，倾缥瓷以酌”句中的“缥瓷”。有人曾把它同晋人杜毓《 赋》所说“器择陶拣，出自东瓯”的话联系起来考证就是晋代青瓷。果然如此，自有今日传世和不断出土的大量器物可供研究。

 

      比“缥瓷”更早的是《西京杂记》所谓“醪酿既成，绿瓷是启”句中的“绿瓷”。虽然据说该书不是汉人的作品，然而近年来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就曾发现带有“资”（瓷）字的木简，上面开列的食物名称、数目与出土的二十二硬陶罐中所装笋、梅、鱼骨等恰相符合。可见当时的“资”（瓷）就是指的那些硬陶罐（其中有的带一层薄釉）。它为说明至少在西汉时期就已出现所谓“资（瓷）器”一事提供了有力的线索。若从今日出土和传世的汉代陶瓷器看来，大体可分为高温与低温两种类型。有的据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化验证明烧成温度高达1270℃±20℃。其中有一种汉墓出土的青釉壶，据过去德国专家罗发博士对同样器物的化验结果证明，已经达到1230℃以上，并且特意名之为“汉瓷(Han Porcelain)。足见这一时期已经出现瓷器的事实，不仅在我国历史文献与出土文物中已有一定根据，而且连外国学者也不是完全否认的。

 

      在1978年召开的“我国古陶瓷和窑炉学术会议”上，对于瓷器的起源问题曾作过比较详细的讨论。虽未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但多数认为我国到东汉时期已能烧制相当成熟的青瓷。例如浙江上虞和永嘉两县当时已较为普通地使用龙窑烧成，温度可达1300℃，并且提高了烧成技术，比较成功地控制了烧成气氛，因而所出成品的胎骨坚致，釉色青润。特别是古代上虞县的陶瓷业十分发达，经过勘察，县内燃料和瓷土资源丰富，已发现的古窑址就有二百多处，自汉至宋延续未断烧造。所以说上虞县不但是我国青瓷的著名发源地，而且也是我国早期瓷器的生产中心。根据化验的结果表明上虞出土的东汉青瓷四系罐，胎质洁白细密，用含铁量2%以下的瓷石为原料，釉色淡青，胎釉结合牢固，烧成温度在1200℃以上，瓷化程度良好。这些特征同样也表现在该地出土的一些东汉及三国、两晋的青瓷残片上。

 

      除了上面列举的东汉、三国、两晋青瓷标本外，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还对隋、唐、五代、宋、金时期的南北青瓷标本进行过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东汉晚期的青瓷胎样品的致密度和瓷化程度，不比宋和五代青瓷的瓷化程度差。从外观断面上可定性的反映出来，从物性和电子显微镜观察上也得到了确证。由于东汉晚期的样品已达到完全瓷化，至少可以说我国早在东汉晚期就已经能够烧造瓷化程度较好的青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