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官窑始于北宋中晚期。官窑举全国人力物力之最，不惜工本，万中挑一，涌现出一批汝官哥定钧窑等传世精品瓷器。进入民国，官窑不复存在，除了袁世凯在不到百日称帝期间烧制的一批“洪宪瓷”，也只是昙花一现了。1949年后，诞生过一批人称红色“官窑”的瓷器，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便是“毛瓷”。

　　2013年6月20日，保利香港举办的“湘绣湘瓷艺术精品拍卖会”现场，一套五件的釉下五彩毛瓷碗以800万元的价格成交，成为该场拍卖会的“标王”。虽然古瓷动辄过亿，但相比当代其他同类瓷器，这一价格已算天价。其实早在1997年，一件“水点桃花”毛瓷饭鼓拍卖价66万元，创造了当时中国当代瓷器在世界拍卖市场上的最高成交价。如此价值不菲，只因出身不凡：它们皆是专为毛泽东设计研制的日用瓷器，俗称“毛瓷”。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由政治任务制造出的瓷中精品，正成为艺术品市场上备受追捧的收藏新贵。

　　在陶瓷收藏界，从狭义上来说，“毛瓷”特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湖南醴陵及江西景德镇专为毛泽东特制的生活用薄胎瓷。前者是毛泽东生前使用的主要瓷具。醴陵瓷的历史不容小觑，是有千年历史的古瓷都。1905年清政府拨库银18000两，在醴陵创办湖南瓷业学堂，匠师在传统青花装饰的基础上，创造出名扬于世的“釉下五彩”瓷。创始人熊希龄亲携醴陵瓷器贡呈慈禧太后，得到她的赞许，以金牌赏之。1915年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醴陵瓷还曾与茅台酒一道同获金奖。

　　1949年后，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以及人民大会堂等国家机构多使用“建国瓷”。当时由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郭沫若提议的“建国瓷”，对新中国瓷业影响巨大。景德镇、醴陵、宜兴等瓷产区正是通过对“建国瓷”的研制，得以从几十年的战乱衰败中恢复过来。

　　毛泽东先后四次到过醴陵，他年轻时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开始对醴陵瓷有所了解。据其本人回忆，醴陵乡亲很好客，每次去都会用漂亮的小碟子装小吃招待他。1955年醴陵县成立了陶瓷研究所，1956年在毛泽东的指示下，湖南省醴陵瓷业公司成立，醴陵县陶研所升级为省陶瓷研究所。此后湖南醴陵的制瓷业迅速发展，跻身中国当代瓷都之列。

　　1964年周恩来亲自选定醴陵釉下五彩瓷为人民大会堂餐具。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湖南省陶研所烧造的瓷器，并不向社会销售，而是精挑细选后直接送往中南海，一般为国宴餐具、领导人生活用瓷，以及国家领导人出访高级礼品瓷。其间诞生了不少有品质的名贵毛瓷：最早1958年的“胜利杯”到1964年特制的“139号”国宴瓷，再到1973年的带盖鱼盘等。据有关资料，十多年间，中南海国家机关在醴陵定制毛泽东用瓷达1555件，包括食具、茶具、文具、烟灰缸、牙盒等。其中最为知名的是1974年为其制作的双面装饰薄胎碗，是当代醴陵窑中的极品。

　　1974年秋，毛泽东最后一次回家乡湖南，共住了114天。他已至耄耋之年，晚年仍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常一手持书卷，一手拿放大镜，一看就是几个小时，疲惫时碗都拿不稳。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张平化知道后，便提议为主席烧制一种轻薄的小碗，正好他的81岁生日就要在长沙度过了。1974年11月醴陵县群力瓷厂承接了这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按照要求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开展工作。省委方面提出了几项要求：一是内外两面都要有花纹，“为的是让毛主席吃饭时心情愉快”；二要重量轻，方便主席拿碗；三要釉下彩，无铅毒，不含镉，保证健康；四要突出政治，“要有全国代表性”。为此，群力瓷厂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从选料、配方到器形设计、颜料搭配……开始在每一个细节上攻关。

　　这批毛瓷所使用的“洪江大球泥”，只湖南洪江有，存量极少仅数吨，在当时便作为国家用瓷专用土被封存。这批毛瓷的制作打破历史上瓷器底足不施釉的制作工艺手法，大胆尝试，将坯体倒装入窑、经过1360℃的高温烧成瓷器，再在成瓷后的碗口施上一层白色低温釉，经700℃的低温窑烧制而成。这样历经低温烧素坯、高温烧制成瓷、低温烧釉口的三次进窑工序，难度相当大。担任彩绘设计总工程师的李人中，最初为花色犯难，一周闭门苦思不得，最后是喜欢养花草的老伴为他解了围，“我看月季花就挺好，红红火火”。他顿觉开悟：月季大江南北皆可种植，又名月月红，象征“祖国山河一片红”。在红月季的基础上，大家又设计出红芙蓉，红秋菊，红腊梅共四种图案，分别代表春夏秋冬。同时画工之细致无与伦比，瓷碗上每一朵花的花纹都是一致的。

　　这批主席专用瓷经过一个多月的试制后烧制成功。瓷器晶莹剔透，有如玉泥嫩肌般温润可人，重量仅有124克左右。任务完成后，与该项目有关的所有模具、配方、图纸等均作为绝密档案收存入库。有关部门从逾2万件的烧制成品中遴选仅40件精品带走，另奖励给制作者极少几件外，其余全部销毁。如今的“洪江大球泥”也已被开采殆尽，其价之高，人称“泥黄金”。据说当年醴陵瓷厂给中南海中央警卫局核定的成本价每件为人民币1.32元，生活管理员吴连登用毛泽东的稿费支付了制作费用。

　　吴连登回忆，毛泽东第一次看到月季花碗时，高兴地说：“这好啊！”他欣赏瓷碗的轻透精美，问瓷器是哪里做的？得知出自湖南醴陵后，他轻轻叹了一句：“家乡的瓷器真美”。据吴连登自述，毛泽东晚年很钟爱这种小碗，“他老人家就是用这种家乡的瓷碗，喝了最后一口汤，吃了最后一口饭”。

　　“7501”瓷：经历重重考验

　　毛泽东生活中一向有两难：睡觉难，吃饭难。常常饭菜送来了，他不能及时用餐，“一次一次地叫，也不吃，等他工作完了，要吃饭，饭菜早就凉了”。1975年，随着年事已高，毛泽东健康也已大不如前，双手乏力，吃饭咀嚼也慢。为主席制作保温防尘、美观轻便的餐具又提上议事日程。

　　据有关资料，主席用瓷改在景德镇烧制缘起一段小插曲。1974年毛泽东住在长沙时，江西省公安厅副厅长黄庆荣来湖南，与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商议主席去江西时的安全警卫工作。他一眼瞥见桌上放着的主席用的红色梅花瓷盘，随口说了句，“我们江西造出来，肯定比这个好”。汪东兴问他：“能行吗？恐怕也难吧。”但黄庆荣认为江西可以一试。在其他媒体采访中，汪东兴也谈过当时的考虑：“毛主席是湖南人，所以先安排湖南省生产，但是送来的设计图案不是很满意。这样我打电话给当时的江西省委书记黄知真，将任务下达给景德镇。”

　　1975年4月，景德镇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所接到中央的指示，要求他们在三个月内完成毛泽东用瓷的研制任务。因是该所1975年的第一项任务，故称“7501任务”，“7501”瓷也因之而得名。生产同样也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陶研所甚至最初都不知道这批瓷器是为毛泽东生产。参与工程的全体人员都经过严格政审，管理严密，窑场四周还设立岗哨。

　　黄庆荣是负责这一专项工作的核心领导，他提出的最基本要求是：“用料要最好，能保证绝对安全卫生”，“当然还有美观，制作工艺不能有半点瑕疵”。江西省委拨给制作经费35000元，同时安排抚州地委提供10吨特级高岭土，高岭土是烧制高白釉瓷的上等原料。瓷器的图案征集了众多稿件，最后选出三种：“水点桃花”、“翠竹红梅”、“双面对画芙蓉花”，皆是从毛泽东诗词中汲取的灵感。器具类型方面，因主席用瓷中已有盖杯，不配茶具；主席不善饮酒，配酒壶也会多次传倒酒，增加不安全因素，所以“7501”瓷没有茶具酒壶，只生产茶杯酒杯。

　　数百名“红卫兵小将”加入陶研所的选料工作，从十吨临川高岭土中选出两吨精料，达到了真正的精益求精。用这种胎料制作瓷器，须烧到1380-1400℃才能瓷化。这决定了烧制是整个流程的关键。当时景德镇还没有能耐如此高温的匣钵。试制匣钵成型时屡屡出现开裂，匣钵厂都不愿接活儿。还是上级打电话给厂领导，强调是中央特殊的政治任务，才承接下来，几经曲折研制成功。接着烧制试验中又多次发生倒窑现象，造成此前的心血付之一炬。曾经的工程负责人杨火印记忆犹新，因为要赶时间完成任务，有的窑师傅甚至着急得大口吐血。最后还是科研人员探出新路，升温到达1380℃时，采用特殊办法保温两小时直至升到1420℃左右，终获成功。

　　另外，釉下彩颜料也面临挑战：景德镇只有钴蓝(青花)和铜红(釉里红)两种，烧制梅花图案用的粉红色颜料无成法可援。负责颜料的人员几个月内试验均告失败，不是颜色欠佳，就是彩绘处的釉面出现龟裂。有人回忆，当时还被军代表找去“谈话”，说如不能按时完成任务将以“军法从事”，被吓得不轻。他们为此成立颜料攻关小组，群策群力，夜以继日地反复试验了数十个配方，最后试验出一种添加剂，能有效防止裂纹。

　　几经波折，到1975年8月，陶研所烧出22窑瓷器，合格率为30%左右，实际成品为4200余件，其中优中选优1000余件送发北京。这批历经考验诞生的毛瓷有四绝：白如玉，独有的临川高岭土烧制的瓷器洁白如玉；明如镜，瓷器表面莹亮如镜面，泛着银色光芒；薄如纸，阳光照射下几近透明；声如磬，以手指扣敲瓷器，其声有如乐音，清脆悦耳。它还有一个最大特点是导热系数低，壁厚不足毫米的茶杯注入开水后，用手紧握杯体也毫无烫手之感。

　　按规定剩余下来的“7501”瓷，封存库里的应全部销毁，但考虑到专用瓷器在使用过程中会发生破损，需要补充，加上陶研所提出要求：希望能留下一部分给所里作科研用，所以只毁掉了一部分，一部分留做储备。1982年春节，景德镇陶研所将部分器型较小的“7501”瓷连同其他库存产品，当做福利一起分发给本所职工，这大概是“7501”瓷流向民间的开端。据资料，目前流散民间“7501”瓷大概有千余件左右。

　　瓷中精品，难以复制

　　“7501”瓷最后有没有被毛泽东本人用过，现存说法不一。有文章坚称他去世前未及使用，但也有人如吴连登回忆详尽：“主席晚年咀嚼很慢，而且喜欢在饭里加些菜汤，7501无论是碗还是菜盘和汤盆，设计得都比其他一般的餐具深，这样，主席吃饭时加点菜汤，就比较容易”。吴连登还形容毛吃饭时，喜欢欣赏手中的饭碗，“他拿在手里，那碗是非常轻的，所以主席有时边吃饭边拿在手里转着看”。

　　实际上，围绕“毛瓷”的说法很多都无定论，众说纷纭。比如毛泽东最青睐的毛瓷，至少有三四种说法：因为一生爱梅，他最爱红梅图案；主席最爱芙蓉花，因为芙蓉代表湖南，寄托对故土的思念；最爱水点桃花的娇俏清丽；最爱月季的鲜艳夺目等等，不一而足。毛泽东本人对生产毛瓷的特殊任务是否知晓？有人说，无论是醴陵还是景德镇，毛都从不知晓，是其身边人去置办的；也有文章举例，“7501”工程是由毛泽东批准后中央下达的任务……民间关于毛瓷的种种传闻从未间断，也是因从未有官方正式版本的说法，才给流传提供了想象的空间。附着领袖情结与红墙秘辛的毛瓷，注定将笼罩着淡淡的神秘色彩。

　　毛瓷的产量在当时受到严格控制，现今的存世量也极为稀少。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毛瓷的搜求者日众。1996年12月，北京太平洋国际拍卖公司将征集到的80余件“7501”瓷首次公开拍卖。散落民间的主席用瓷，逐渐被投资者和收藏者挖掘出来。

　　有论者评价，毛瓷代表了中国当代陶瓷史最高的工艺水平。此后，多次有人想复制毛瓷的辉煌，醴陵和景德镇都曾举办过再造毛瓷的活动。比如鲜为人知的是，1978年景德镇陶研所还曾接到为华国锋制作专用瓷的任务。但当时因人员的调离，材料、手法和工艺都与此前存在着差异。而此后种种“复原”的毛瓷，很难与原物媲美齐肩。一项政治任务造就瓷中精品的时代，大概也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