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佩兰 一九三七生人瓷器研究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收藏界始终暗潮涌动，人们对金钱的狂热让一切真伪难辨—器物、专家以及 专家意见。庞大的市场需求、不明真相的群众、第三方监管机制的缺失让真和假高度仰仗鉴定者的专业水准，对鉴定者的品行、意志和底线的依赖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此我们采访了文博系统里陶瓷、书画、家具、杂项4个领域里的三代8位专家—其中7位来自故宫博物院，那里无可比拟的馆藏已经练就了几代鉴定人—我们试图了解他们如何一步步走来，如何从一无所知到一言九鼎以及在纷扰与诱惑中具备的沉稳与坚守。仅有时间的洗练并不让一切理所当然，人性内在的一些品格往往是成败的关键。

　　瓷 器

　　叶佩兰在故宫博物院管理瓷器库房数十年，不停地看与摸，接触大量实物真品，几万件东西都在脑子里留下了印象；年轻一代的吕成龙则利用各种机会考察了将近四十个窑址，采集陶瓷标本无数。两代陶瓷人都在实践中不断磨炼着自己的技巧。

　　叶佩兰： 四十年的“看”和“ 摸”

　　叶佩兰常说：“瓷器太沉了不行，太薄了也不行，东西拿在手里得有一定的分量，什么东西都像这瓷器一样，得有个度。”她的一只手比划着，好像在掂量着一个瓶、壶、罐、碗什么的。

　　在外授课培训时，常有人跑了上千公里，兴冲冲拿样东西给叶佩兰过目。95%的情况下，叶佩兰瞧着那些被称

　　作宋元明清的瓶壶罐缸锃光瓦亮和簇新的颜色，不得不遗憾地说：假的。

　　“古董古董，它是古老的东西，就算民国的东西搁到现在，也100 多年了。超过100 多年的东西给你的感觉就是很沉稳、很古老的，不刺目，比较柔和，一看就很舒服，有老气的样子。这都不用很深地去进行研究。看见那瓷细白细白的，得嘞，您那一定是假的。”

　　叶佩兰比买假瓷器的人多了40 年“看”和“摸”的机会。1956 年进故宫，1998 年“出宫”，叶佩兰42 年的光阴都花在了“宫中”。“我挺幸运的，分到了故宫博物院。到老了，成专家了。”

　　陶瓷组“ 库掌”

　　故宫博物院有任副院长杨伯达管叶佩兰叫“库掌”。“库掌”是清宫内务府里管库房的官。叶佩兰当然不是真的库掌，但她对库房瓷器藏品的熟悉程度，让杨伯达非要称她“库掌”。

　　1956 年，叶佩兰高中毕业，当时如果不是太瘦，故宫博物院可能就少了一个库掌，天上就多了一个女飞行员。叶佩兰最终选择进了故宫，故宫的宏伟和博大迅速吸引了她。“到故宫以后，就觉得挺神奇的，那么高大的宫殿，

　　里面还有花园，还有人给我们讲里面那么多的古董，觉得在这工作挺好。”叶佩兰“进宫”两年之后被调到了陶瓷组，她说：“然后一辈子就弄这陶瓷了。”

　　叶佩兰在陶瓷组做库房工作。有一天她算了算，故宫里有六七个大库都是存瓷器的，全是二级品以上；还有一个大库，放的是三级品；另外还有3000 多件民国瓷器也都留着。“从原始社会彩陶一直到宋元明清的瓷器，再到民国，我都进行过整理。”

　　在家里，叶佩兰忙着写关于彩瓷的书，她希望自己的经验对别人能有所帮助 ( 摄影 / 刘才云)

　　恩师孙瀛洲、冯先铭

　　1956 年，高中毕业的叶佩兰与63 岁的孙瀛洲老先生成为同事。当时孙瀛洲已是名噪一时的古玩专家。解放后，

　　他陆续把自己收藏的3000 多件文物捐给了故宫博物院。这位传奇色彩很浓的老先生给叶佩兰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库房保管部有过一次大整理，孙老先生跟着后辈们一起做些琐碎的工作。大家围坐在大桌子旁，每件东西重新编号、做卡片，一件一件，看一件写一个。老爷子也跟着写，写着写着，自己捐的东西撞他自己手里了。撞上后他就郑重其事地在编号下写个“瀛”字，再郑重其事地宣布：“这是本公司的。”老先生骨子里有一种天真，叶佩兰觉得他格外有意思。

　　孙瀛洲经常向后辈传授自己毕生所学，“要搞研究，首先要认识东西。”在库房整理哥窑瓷器时，他秀了一下技。这哥窑有明代仿、清代仿、民国仿，现在还在继续仿。孙瀛洲让叶佩兰这些后生们去库房把各朝代仿品拿出来摆桌子上。老先生端了端架子，东西拿出来后他去一边抽烟，让后生们把不同时期的仿品弄乱，混到一起。“然后他闭上眼睛，让我们把他拉到桌子旁边，一边摸一边说，这是宋代的，这是明代的。最后都说对了。我们觉得这事儿挺邪乎。后来孙老解释，这明代的，你摸它釉子比较厚、比较粗，和宋代的一摸根本不一样。所以说学瓷器这手感是很重要的。” 时至今日，叶佩兰仍把这视为金科玉律，常常会去触摸和掂量手里的瓷器，一切都需恰到好处的感觉。“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一个是孙瀛洲先生，一个是冯先铭先生，都是很著名的老专家。冯先铭原来是陶瓷组组长。1958 年之后，每个周五，冯先铭和孙老都给我们上课，讲古陶瓷知识。”那时叶佩兰20 多岁，正当好年景，喜欢东跑西颠。冯先铭会带着她们出去考察窑址。在福建同安窑捡到的军持肩让叶佩兰至今还能体会到彼时的成就感。窑址所在地的残片堆积成山，无比壮观。叶佩兰和同去的后生们脚踩着哗啦啦下滑的残片爬上爬下，从中寻找相对完整、有特点的瓷片。那天微微地下着小雨，不热也不冷，大家都兴致盎然。“我到现在印象都特深刻，我捡了这么大一个军持的肩膀。”叶佩兰两手又比划一下。军持是一种盛水器，隋唐时期传入我国。这大半块军持肩，上面还装饰了一只带褐色斑点的小乌龟。叶佩兰兴冲冲拿给冯先生看，得到冯先生极高的赞赏：“这个好，还是带彩的呢。”同安窑清白瓷占多数，极少有带彩的。叶佩兰将这视为一个不小的胜利成果。时至今日，叶佩兰一直对往日恩师的谆谆教导津津乐道，觉得自己的今天与他们不无关联。

　　退休之后鉴定忙

　　一转眼，叶佩兰自己也成了前辈。1998 年退休后，叶佩兰觉得这前半辈子净干活了，该回家过过清闲日子了。可是蜂拥而至的社会活动让叶佩兰大为惊讶，她甚至比在故宫更忙了。

　　“全国各地的一些文物文化部门，还有收藏家协会，会搞一些鉴赏活动，请我去讲陶瓷。退休以后参加这些活动

　　比较多。” 叶佩兰除了在外讲课、鉴定，平日里在家写关于彩瓷的书，希望把自己的经验广而告之，于人有所帮助。外面有人将她的名字冠在各种在她研究领域之外的鉴定书上，她说一说、乐一乐，然后就将自己置身于这些纷乱之外。

　　“我等于是在故宫里成长起来的，是故宫把我培养成了一个专家。”叶佩兰对待了42 年的故宫永远心怀感激。

　　以前的库房在地上，窗户是纸糊的，挡不住风沙。叶佩兰工作时穿深蓝大褂，下班时深蓝大褂成了灰蓝大褂。

　　但是她乐此不疲、兴致勃勃。“有这么丰富的藏品，全世界去哪儿找这么精美的官窑瓷器。”叶佩兰不断地看、不断地摸，经手的官窑藏品被她一件件记在本子上，从本子上再记到脑子里。

　　这种工作重复再重复，日积月累，在本子翻了上千遍之后，叶佩兰成了杨伯达称呼的“库掌”，老库房里藏品的大致方位她都记得。要找件什么东西，能飞快搜索定位。有一次故宫里来了一位英国朋友，想看永乐釉里红大瓷瓶。

　　杨伯达给他心目中的库掌打电话，叶佩兰说：“院长，永乐里头可没这釉里红瓶。”杨伯达解释说院里一位老先

　　生介绍过，那一定是有。叶佩兰琢磨半天，对她手底下的副组长说，去雍正里找一个釉里红的大梅瓶。瓶子搬

　　去了，英国人高高兴兴地说这就是他想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