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迁安之光”第十七届唐山中国陶瓷博览会

烧陶已承六千载制瓷再展新未来—唐山陶瓷史简述

　　陶瓷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载体，记载着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等多方面的信息，是鉴证人类活动轨迹的一种难以替代的文物依据。

　　陶瓷从质地上可分为两个概念：一是陶器，简要特征是材料广泛，历史延续久远，烧成温度一般在700—800℃，制作工艺随意性强，科技含量相对较低，历史特征较为明显。二是瓷器，简要特征是起步较晚，原材料要求高，烧成温度一般在1200℃以上；制作工艺复杂，艺术形式多样，科技含量高，受材料资源制约生产地域不广泛，但地域特征明显。

　　唐山陶瓷的发展历史悠久，特别是陶器的制作和使用，上限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距今约有六千多年，考古发现有迁西西寨遗址、迁安安新庄遗址等。在遗址中出土的陶器特征十分明显，一般为就地取材，以夹砂红陶，泥质红褐陶、泥质灰陶居多。艺术装饰较为简单，其中最有特色的是指甲纹，就是古人在成型的陶胎上用自己的手指甲插在陶胎中，然后左右摆动形成连续不断的条形纹饰，似蛇或龙身缠绕在器体之上，艺术性强，想象丰富，纹饰独特，装饰粗犷、美观。这种艺术形式在其它地区考古发掘资料中很少发现，是唐山古人早在六千多年前的艺术创造和仿生学的艺术表达。

　　商周时期是我市古人制陶业在规模和品种上都有不同程度发展的阶段。通过遗址发掘发现，较大型器物开始出现，制作工艺更加粗犷，实用性更强。战国时期陶器的使用器型开始趋于多样化，应用更加广泛。

　　到汉代，陶器的使用不仅广泛，而且一些大型陶器开始出现，器表装饰则减少。所以至汉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在陶器制作方面尽管时代特征、器型风格不同，但均为素面。到辽、金、元时期，从我市考古发掘情况看，出土的陶器仍是文物时代鉴定的重要依据。也出土过一批具有时代特征的珍贵陶瓷制品，甚至有些瓷器还有刻划或书写款识，如钧窑瓷器底部墨书的“六哥”“杨安黄”，黑釉“张”字罐，粗瓷鸡腿瓶上刻写的“千酒”等。但这些出土的瓷器并没有证明是唐山本地烧造的依据。

　　我市有明文记载的烧造瓷器的历史应起步于明朝。据《永平府志》记载：明燕王朱隶迁浙、鲁、闵之民充实边塞，给唐山带来其他地区的文明。而瓷业生产也随着山东枣林庄、山西介休等地的窑工迁入开始落户唐山。主要代表家族有山西介休的田氏家族、范氏家族和明嘉靖时期由山东枣林庄迁入的秦氏家族，会做缸盆的常氏家族。

　　清康熙年间，由范氏家族创办的陶瓷作坊“东裕成”诞生，为唐山陶瓷小规模家庭作坊式的发展开了先河。雍正时期一些会做缸盆工艺的工匠如杨氏、裴氏等家族也纷纷落户唐山，使我市东部区域的原有自然村落，逐渐被烧造粗瓷缸窑特征所替代。按村落位置称东边为东缸窑，西边为西缸窑。至清代末期各种带有资本经营性质的陶瓷产业作坊名号已达二十多户。虽生产规模小、生产方式原始落后并有季节性，但雇佣关系产生，其产品以粗瓷为主，可满足当地居民和农民生活、生产所需。从缸瓷生产形式和规模上，秦氏家族开办了第一个陶瓷作坊，号“陶成局”。之后又相继出现了“东陶成”、“永庆隆”、“余庆局”等多家独资经营的陶瓷手工作坊。

　　鸦片战争后，清朝政府内忧外患，官僚地主阶级不得不推行“洋务运动”并在我市东北部区域创办窑厂，这一窑厂的起步为唐山陶瓷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而近代工业时期开平、滦州煤矿的先后诞生，煤矿铁路工业用瓷及耐火、建材的需求，又为唐山陶瓷业的发展注入了生机。特别是唐山启新水泥厂的创办，西方技术人员和生产设备、材料的投入，使得唐山瓷业的生产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品种等都有了前所未有的扩展和提高。上世纪20年代，唐山启新瓷厂、新明瓷厂、德盛窑业老厂等，开始学习吸收江西景德镇制瓷技术和新型制瓷工艺，生产的高温釉瓷、彩瓷、艺术瓷、造像供奉瓷、嫁妆瓷等备受民众的欢迎，并在我国北方产生一定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唐山的陶瓷产业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回到国家和人民手中，得到大规模的发展。十余座国有陶瓷厂为唐山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作出了重大贡献，一些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产品至今仍受国内收藏界的广泛追捧。改革开放以来，唐山陶瓷业经过大刀阔斧的改革、创新、整合，又呈现出一个企业文化发展的崭新局面。技术工人、艺术大师放开手脚研发、创新并生产出大量高科技、高质量的新产品。为唐山陶瓷奇葩立足于全国以至世界陶艺之林做出了不懈努力。而历届唐山陶瓷博览会的举办，更为唐山陶瓷业的全面发展打造了良好的企业文化平台。(李子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