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敦煌考察期间，不管是在敦煌博物馆，还是在东街小学，亦或是鸣沙山，随处可见德化籍清代名仕苏履吉的印记，他就像是一位使者，早在190年前就已经将敦煌和德化人民的情感拉近。
出生于德化县春美乡双翰村的苏履吉，于清道光年间(1824 -1831年)到敦煌任县令，七载四至、三知敦煌。在任期间，亲民爱民、评析冤狱、重修书院、乐育人才、创修县志、泉畔建厅、诗咏敦煌，被当地士民尊为“神君”、“生佛”，堪称官德流芳。
勤正廉 三知敦煌载史册
在敦煌博物馆，敦煌县清代历任县官表写着：“苏履吉、福建德化县、拔贡、道光四年。”苏履吉分别于道光四年(1824年)、六年(1826年)和十年(1830年)，三任敦煌知县，他在敦煌先后任职七年。
据史料记载，苏履吉真诚为群众办实事好事，办案主张慎狱慎刑，要求办事唯求公正，刑罚唯秉科律，忌徇情枉法。他时时警醒自己：“为民父母官，视民皆赤子。民亦具天良，动以父母比。顾我此番来，抚字情难已。”因办了很多好事实事，百姓感念有加，不肯离舍，在阔别五年后，仍不忘旧好。
苏履吉志向远大，以国家为怀，长期历职边塞，饱受荒漠霜雪之苦，但不自怨自艾，而是胸怀宽广，淡然处之。苏履吉到敦煌任县令时有诗：“漫云一岁是三迁，历碌奔驰又尽年。羁迹宦途如履险，关心民事在安边。累多愈觉长程苦，亲老还期晚景妍。此去春风玉门外，西征十载著吟鞭。”(《岁杪赴敦煌任志感》)长年在外，虽觉“长程苦”，但对朝廷的忠诚、对普通百姓的关爱依然十分执着，丝毫不敢有半分的懈怠。
苏履吉淡泊名利，为官清廉。在敦煌多年，他长住署内藏拙山房，《友竹山房诗草》一书有《敦煌署内藏拙居杂咏》十二首，其中七、八两首诗曰：“我爱居藏拙，花香入座清。若教能解语，不必对倾城。”“我爱居藏拙，灯光映座隅。独行如对影，自问愧曾无”。
兴文教 培植文风入人心
在敦煌东街小学，我们见到了苏履吉撰写的《重修鸣沙书院碑记》和记载他重修鸣沙书院的文化墙。
东街小学的前身便是鸣沙书院。敦煌本有鸣沙书院，但因年久失修，校舍颓圮。苏履吉便添借库钱，前后2000两，于道光六年(1826年)组织重新扩建和维修，道光八年(1828年)维修竣工。由苏履吉撰文、武威孝廉曾元鲁书的《重修鸣沙书院碑记》详述此事。苏履吉还着力改善教师待遇，拨公银1000两，发商生息，作为书院常年经费。
苏履吉一贯重视教育、培养人才、发展文化，在城乡许多地方设置义学，大力发展地方基础教育，使敦煌的教育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和振兴。他是对敦煌近代教育文化发展有巨大贡献的重要人物，为敦煌近代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永载史册的贡献。
道光十年(1830年)，苏履吉委托曾诚深入考察古代典籍，广泛搜集各类资料，参考《沙州卫志》，创修《敦煌县志》。道光十一年(1831)，《敦煌县志》撰成刊印。这本书共4万余字，全书共分图考志、地理志、建置志、官师志、人物志、艺文志、杂类志7卷。《敦煌县志》是清朝雍正移民敦煌设县以来的第一本方志，具有开创性，留存了不少史料。
苏履吉“善政善教，深入人心”，“凡有利于民生国计者，孜孜以图，真有继日待旦之勤。下车以来，百废俱兴，学宫讲院，以次鼎新。”敦煌士民，在不自觉中深受教化。在他担任知县以来，文风得到很大改变。此后经咸丰、同治一直到光绪年间，敦煌的读书人中，就有多名中高第的。后人誉之“文翁化蜀，文公治潮”，被称为“风雅吏”。
诗咏志 才华横溢受敬仰
“敦煌城南山鸣沙，中有天泉古渥洼。后人好古浑不识，但从形似名月牙。……渥洼渥洼是与否?我还作我鸣沙山下月牙歌。” 这首题在鸣沙山月牙泉畔“官厅”左侧画廊内的《鸣沙山月牙泉歌》,就是苏履吉所作。
“两关遗迹、千佛灵岩、危峰东峙、党水北流、月泉晓彻、古城晚眺、绣壤春耕、沙岭晴鸣”，苏履吉在任期间创作的《敦煌八景》更是一直在敦煌广为流传。苏履吉热爱所处的山山水水，稔熟敦煌风物人情，他吟咏敦煌的诗，勾画出了清代敦煌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诗作艺术水平之高，数量之多，成为敦煌文化的一笔财富。
苏履吉自幼爱好吟咏，不论是青少年在学与执教村塾时期，还是壮年任职边塞，他始终“在心为志，言发为诗”。51岁时,他便已作诗3000余首，编为8卷，名《友竹山房诗草》。
苏履吉长年在外为仕，但故乡情怀总历历难忘。他年轻时游历故乡德化的九仙山、龙湖寺、狮峰岩等，在《友竹山房诗草》多有体现，其中以九仙为题的诗歌最多，有《九仙十二景》《九仙山行歌》《游九仙归漫咏》《重游九仙纪胜(二首)》等。故乡山水难忘，故乡师友、亲人也是苏履吉感念追忆的对象，如《中秋玩月》写道：“秋色平分夜，风光似去年。人方叹离别，月又照团圆。闺思三更梦，征途万里鞭。那堪游子念，回首望南天。”诗中蕴含着感念、感恩、愧疚等复杂思绪，难以释怀。
苏履吉是古代德化人的优秀代表，是德化人民的骄傲，他官德流芳的事迹虽已成为历史，但他的精神至今仍在仕宦地与故乡广为传颂，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
